卢虹贝：木心文学创作中的“文本再生”现象研究
摘要：本文考察了作家木心文学创作中的“文本再生”现象。所谓“文本再生”，是指作者以他人的文字作品作为原材料（原文本），进行程度较小的改写，形成自己的作品（再生文本）。木心的再生文本数量众多，原文本来源广泛，大部分再生文本没有“文本再生”的提示，有些甚至有意隐匿。木心的“文本再生”，在内容上、人称上、修辞上也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点和倾向。另外，一些再生文本属于抄袭。本文拟对作家木心文学创作中的“文本再生”现象作简要分析。“文本再生”，是指作者以他人的文字作品（原文本）作为原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程度较小的改写，形成自己的作品（再生文本）。原文本与再生文本有着显而易见、不容回避的直接联系。如果A的原文本是B，B引用或翻译自文本C，这时，我们把B称为A的近源原文本，把C称为A的远源原文本。在木心的作品中，常有用典，或适用于文本间性理论，但不属于“文本再生”。例如木心《祭叶芝》一诗，使用了不少叶芝诗歌的内容。但木心改写的程度较大，创造性强，可视为用典。一、木心的“文本再生”概况（一）再生文本统计木心的再生文本数量颇为可观，以诗歌为最多。木心的诗歌，大部分都是再生文本。相较其他文体，木心最钟爱诗歌[1]，诗歌创作数量可观：在大陆出版的十三种作品集中，六种是诗集。他认为自己是“诗人写诗”，而博尔赫斯是“小说家写诗”，外行不及内行[2]。就连拜伦、雪莱，木心也认为他们不懂写诗，“我看他们写的诗，只当风景看看”[3]。木心还强调：“写诗，要占有材料。”[4]笔者认为，所谓“材料”，即大量原文本。可查的木心发表诗歌中，目前笔者找到原文本出处的，共计198首，数量众多。出版的六种诗集中，木心最珍视《伪所罗门书》。这是他的“得意之作”，“一直秘而不宣，视为至宝”[5]。而此书很可能全是再生文本。木心的诗歌再生文本太多，在此仅举例一首短诗《茴香树》：“高大茴香树 / 伞形黄花 / 墓地芬芳闷热 / 弗雷德利克少爷 / 不再到海上去了”[6]。除了注明写于1989年，这首诗没有任何提示。读者可能对诗的含义产生种种猜测，例如：“弗雷德利克少爷”是谁？他是否已经去世，所以不再到海上去了？看到原文本时，问题迎刃而解：左拉小说集《娜伊斯・米库兰》中，有这样两句话：“里面栽着高大的茴香树，上面开满了黄色的伞形花朵……常常经过了整天的闷热天气以后，从墓园里飘出来的茴香气味会把整个的匹里亚克都熏得芬芳扑鼻”[7]，“弗雷德利克少爷，您不再到海上去了么？”[8]这两句话，虽然出自同一本书，但实际上来自两篇不同的小说，本身毫无关联。木心的散文，其再生文本的数量与比例不及诗歌，但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子。如《即兴判断》中的《游刃篇》，由十一篇独立的短文连缀而成。这一组散文，很可能都是再生文本。其中四篇，已找到原文本：《西班牙一套房》《比黄金贵七倍》《去看苏丹人》《柏拉图心中有个结》。同书中的《醉舟之覆》《法兰西备忘录》两篇，皆属于再生文本。值得一提的是，收入《爱默生家的恶客》的《恒河・莲花・姐妹》，也是再生文本。其主要内容，关于印度阉人。木心在另一篇散文中记叙了因此文而发生的尴尬事件：一位联合国驻印度的外交官员因读了《恒河・莲花・姐妹》，对木心表示非常佩服，还问木心是否在印度住了很久。木心不免尴尬，因他从未去过印度[9]。实际上，如果木心交待了原文本，或许不至有此遭遇。《恒河・莲花・姐妹》中的主要内容甚至许多语句，都是从原文本《印度阉人的惨剧》中化出。故而，木心在访谈中说：“我写的很多地方，并没有去过。去了，反倒写不出。不去，查资料，某某街，就可以写了。”[10]他是在资料中足不出户地漫游了世界。木心的散文集《素履之往》中，也不乏再生文本：《媚俗讼》可谓对米兰・昆德拉演讲词的读后感，不少语句摘自其中；《庖鱼及宾》一篇，是由许多随感式的独立散文片段连缀而成，其中一则，所引松尾芭蕉与契诃夫书信，皆出自周作人散文《日记与尺牍》，木心只是把周作人对契诃夫的翻译在语言上作了精简；此书中的《亨于西山》与《舍车而徒》，是片段式随感的连缀。其中三则引用材料，皆出自论文《卡夫卡的天堂》；《翩翩不富》中“好译笔”一则所称赞的译文，引自周作人，也是周作人在散文中称赞过的；《与尔靡之》中的《大战正在以后》，原文本是科普书籍《治病的辩证法》中的段落。《他们的唯美》《泛神论二解》《想起了诺瓦利斯》都是对《科学、艺术、哲学断想》一书中文章的摘录、精炼与阐发。除了这三篇短文的原文本来自此书，《十朋之龟》中“人格化的神”一则，原文本也来源于此；就连短句集《一饮一啄》中，也有再生文本。比如：“野蔷薇开白花 古女子蒸之以泽发”[11]。原文本为清人朱彝尊组诗《鸳鸯湖棹歌》中的自注：“野蔷薇开白花，田家篱落间处处有之。蒸成香露，可以泽发。”[12]但木心很可能是摘自周作人在散文中的引用[13]。收入《哥伦比亚的倒影》的《上海赋》，由六篇散文组成，洋洋洒洒数万字，大概是木心散文中最有名、所获赞誉最高的一篇。木心也对《上海赋》不无自矜，自言：“本人写的《上海赋》，用的是巴尔扎克的办法。台湾有老上海来信，说我比上海还要上海――巴尔扎克比现实还要现实。”[14]把自己与巴尔扎克类比，可见对《上海赋》的充分自信。这不免令人好奇：如此杰作，是如何写成的？尤其是其中对于旧上海社会的描绘，细节充分，内容翔实。这些素材来自何处？有记者采访木心，谈及《上海赋》，木心称，作此文时，“其实连张老上海地图都没有，也没法查资料，全凭早年记忆”[15]。似乎《上海赋》的内容，都是木心凭亲身经历和记忆而写。但在另一采访中，眼光敏锐的记者问道：“《上海赋》似乎讲述的是旧时代的上海，而不是你居住时的上海。”木心回答：“《上海赋》不是讲述我居住的年代，很多都是查资料的。”[16]笔者猜测，《上海赋》的原文本可能主要来自台湾报刊。因资料限制，笔者难以一一查找。幸运的是，七八十年代活跃于台湾文坛的老作家唐鲁孙去世之后，其作品在大陆结集出版。于是笔者得以查到《上海赋》中《吃出名堂来》一篇的主要原文本来源：唐鲁孙的《吃在上海》一文。另外，此文有小部分原文本，来自大陆吴贵芳主编的《上海风物志》一书。木心的小说，数量不及诗歌与散文，仍有不少再生文本。根据笔者目前的统计，全篇皆出自“文本再生”的有：《七日之粮》《五更转曲》《韦思明》《大宋母仪》《诛枭记》《魔轮》《虎》。其中前五篇，皆是对中国古代故事的“文本再生”。除了《大宋母仪》有情节上的改动，其他四篇的情节不变，只是语句上有增删、改动。比较特殊的是《魔轮》，小说背景在古希腊。此文被木心的英译者童明赞为“小说体的美学论文，希腊和中国的古风糅合一体，奇妙无比”[17]。但实际上，《魔轮》一文，完全是对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三卷第十一章的“文本再生”，仅仅添加了开头，并做了一些删减和语句上的调整。所谓“小说体的美学论文”以及“希腊风格”，其实是原文本的属性。木心的原文本，是吴永泉的1984年译本，就连《魔轮》的题目和题记都直接袭用了译本的注释。木心的短篇小说《虎》，收入1999年在台湾出版的木心文集《马拉格计画》。此篇在大陆作品集中被删去。其原文本，徐永年《绿林恨》于1986年出版于大陆，木心从未提过有此原文本存在。比较奇特的是，原文本中颇具乡土色彩的人名“四品”、“云祥”、“长林”、“花脸虎”，被木心改成了洋气的“符拉索夫”、“沙布林”、“勃隆斯基”、“尼基达”，故事背景从中国东北转换到了俄国。（二）原文本来源被木心“致敬”得最多的作者，无疑是周作人。木心作品中，笔者已找出29首诗、两则散文的原文本属于周作人。此类原文本，有些是周作人的作品，有些是周作人翻译或引用的。但木心对周作人的评价并不很高，多有微词：“周作人算是爱读闲书的，可惜忙于小玩意小摆设，捡了芝麻，忘了西瓜。”[18]“周作人没有创作性，只是闲谈。”[19]西方文学作品，是木心所用原文本的最大来源。他对于自己的文学渊源，也是首推西方：“我的祖先在绍兴，我能讲一口绍兴话。我的精神传统在古希腊，在意大利，在达・芬奇。所以我说我是绍兴希腊人。”[20]“欧罗巴文化是我的施洗约翰，美国是我的约旦河。”[21]的确，木心的文学创作，受西方影响不小。例如，木心小说《芳芳No.4》的叙事方法和结构方式，应是学习自亨利・詹姆士的《四次会晤》。木心的一些小说，直接以国外为背景，主人公也都是外国人，可谓“全盘西化”。例如《静静下午茶》《月亮出来了》《吉雨》。木心的不少读者，也认为其作品很西化。例如童明在采访木心时说：“在你的作品中，蕴藉着深厚的西方文化精粹，有时甚至使人觉得这是西方产的。”[22]木心也不谦虚地自称读过许多西方作品，甚至说自己在二十多岁时，用五六年时间，“就把西欧的作品都读完了，有的已经是重温了”[23]。但与周作人、鲁迅、张爱玲等可以直接阅读、翻译外文原著的作家不同，木心的近源原文本几乎都是中文译本，而且大都是八九十年代大陆的译本。这些作为原文本的西方文学作品中，小说的数量最多，有时颇为集中。同一原文本衍生出多篇再生文本，此类情况不少。例如美国赫尔曼・沃克的小说《战争风云》，木心有十五首诗都是据此为原文本。还有一些原文本，集中于同一本收录不同作者作品的选集。比如《当代意大利短篇小说集》《英国短篇小说选》《献给艾米莉的玫瑰》这三本小说选集，其中都各有三篇小说被木心选作了原文本。原文本的集中，有时会造成重复。例如，木心诗集《伪所罗门书》中收录的《西班牙的蔼列斯》，与他的另一本诗集《云雀叫了一整天》中的《多罗德娅》，这两首诗的原文本都出自保加利亚小说《障碍》，且有一部分是出自同一段原文本，造成重复。作为原文本的西方文学作品，除了小说，还有不少散文、诗歌、名人传记等材料。例如木心诗歌《萨比尼四季》《维苏威烬馀录》《埃特鲁里亚庄园记》的原文本，都收在罗念生编的《希腊罗马散文选》中。除了周作人与西方文学作品，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当代华语散文和小说也是木心的原文本来源。甚至还有一些文学研究著作，也成为木心的原文本。例如木心的《巴珑》，此诗的前半部分，原文本是新加坡女作家尤今的游记散文《西班牙的小酒铺》。后半部分，则是出自伍蠡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中的三则文论。由此可猜测这首诗的创作方式：前半部分，用一篇西班牙游记进行“文本再生”；至于后半，翻开《西方文论选》，找到相邻的两篇西班牙作家的文论选，摘句，“文本再生”。木心的原文本，除了以上这些文学作品或与文学相关的作品，还有一些与文学无甚关系，例如新闻报道、科学和文化普及介绍资料。这类原文本中，有些笔者仅找到英文资料。但它们可能曾被译为中文刊载，木心所见也很可能是译文。一些原文本中的错误，也被他沿袭下来。例如，《艾华利好兄弟》的原文本，弄错了两位主人公兄弟的年龄，以为他们只差一岁[24]，于是木心诗中也沿袭了这个错误。（三）对“文本再生”的提示与隐匿木心的再生文本中，少数具有对“文本再生”的比较明确的提示，且出处正确。还有一些再生文本，只提示了原文本出处，却没有提示“文本再生”的事实，读者可能无法立刻领会。有时，木心会使用一些标志性的词语来提示，如“诗事之”一词。例如《门户上方的公羊头》后记：“记罗马名演员安娜・麦蓝尼的一段，使我取来诗事之的原委是……”又如《抱背篇》后记：“予行役域外，息交绝游，故国嚣尘，唯温旧籍以靖离忧，偶值舛异，仿佛若畴昔之漏阅者哉，谨诗事之。”相似的，还有“诗淬之”。例如《洛阳伽蓝赋》后记：“凡太散文者，诗淬之。”[25]又如“醍醐事之”。诗集《伪所罗门书》的前言有句：“如果将他人的‘文’句，醍醐事之，凝结为‘诗’句，从魔毯上挥洒下来，岂非更其乐得什么似的。”[26]读者根据前言中这句假设性的话，判断出集中诗歌皆出自“文本再生”，并不容易。另外，木心也用“撰”字来提示“文本再生”。例如《雅撰》，原文本即《雅歌》。《洛阳伽蓝赋》的副标题是“撰杨之《洛阳伽蓝记》”。“译”，也是木心对“文本再生”的提示词。《雨后兰波》的副标题为“一次庞德式的译”。同样，“意译”也是提示词，例如《浮世绘》的副标题为“悼永井荷风，意译片段”。但木心的大部分再生文本，没有任何“文本再生”提示，有些属于抄袭。此类情况，笔者不进行分析。下文仅就以下两种情况进行分析：“部分隐匿”与“反向暗示”。所谓部分隐匿，大多数情况是提示远源原文本、隐匿近源原文本。也有少数情况是只提示一部分原文本，隐匿其他。例如《塞尔彭之奠》的后记：“谨以怀特（Gilbert White）自己的文句及戈斯（Edmund Gosse）、卡尔佩伯（Nicholas Culpepper）、赫德逊（W.H.Hudson）他们的一些小节或单句，和合为这首诗，我是因之而感动的。”[27]仅看后记，会让读者以为，木心读过这些英国科学家的作品。但实际上，是周作人在散文《塞耳彭自然史》中翻译、引用了这些人的作品。木心“文本再生”的根据，乃周作人的译文。又如诗歌《埃特鲁里亚庄园记》，木心在后记中写道：“他（笔者注：指普林尼）不大在乎演说辞，却很留意自己的书信集，亲手整理成帙，是下了一番工夫的。今岁平安夜风雨凄凄，翻书翻到那十卷（普林尼自纂其九，其十系他人所搜），在二百四十七帖中，我择了致弥提乌斯的之一，致塔西陀的之二，试加分行、断点、叶韵，删之增之蘧蘧结体。”[28]木心自称“翻书翻到那十卷”，让人以为他看的是普林尼书信集的十卷本。但实际上，近源文本是《希腊罗马散文选》一书中王焕生节选的翻译。木心在此诗后记中关于普林尼书信的知识介绍以及对普林尼的生平介绍，也都来自王焕生的“译后记”，而且由于误解了王焕生的意思，出现史实性的错误。在另一些再生文本中，木心不仅不作出提示，还故意营造出“原创”的假象。此类情况，笔者名之为“反向暗示”。例如木心在一次采访中说到写作背景：“为柏林墙的推倒，我写了一首诗（《从薄伽丘的后园望去》），目睹苏联的崩溃解体，我又写了一首更长的诗（《彼得堡复名》）。”[29]但实际上，这两首诗都是再生文本，而且原文本与所谓的“柏林墙推倒”和“苏联解体”没有任何关系。《快乐的伤兵》一诗，后记全文如下：“儿时观剧，印象最深的是戏台上一片夜色，由近而远的白色营篷，点点红黄的篝火，我心里充满赞叹，恨不能侧身其间，这是我最早感知的苍凉之美――而两方曩昔战地的景象又是那样的狂放，也令人输诚向往，火光映现骠骑兵漂亮的身材。明天，也许就捐躯沙场了。”[30]这样充满回忆情调的后记，结合诗中所写的快乐的士兵，让读者认为诗作是由木心“儿时观剧”的记忆引发的书写。但实际上，原文本来自匈牙利作家米克沙特・卡尔曼的小说《赛利雪美人》，与“儿时观剧”毫无关联。二、木心的“文本再生”策略（一）内容上：“我之为我，只在异人处”木心的再生文本，大多只有一个原文本。但少数的再生文本，不仅是对单一原文本的改写，常有不同篇目中选段的混合拼盘。譬如：《魏玛早春》的原文本，包括科普介绍文章《雪花树》、人物传记《歌德传》，以及文学研究著作《歌德与〈浮士德〉》；《立陶宛公使馆》的原文本，包括美国小说《战争风云》、波兰散文《青年人和神秘事物》、加拿大小说《我做公司股东的经历》。此外，木心还喜欢用“逆论”的方式进行“文本再生”。“逆论”一词，在词典中的解释是“预言”。木心也常使用这个词，但他把“逆论”解作“与一般言论相反的言论”，又可泛化理解为“标新立异的言论”。这是词典上没有的义项。逆论的本质，就是在言论上求新求异。“逆”在木心的字典里，不是贬义，而是褒义。例如，他这样定义“生命”：“生命是宇宙意志的忤逆，去其忤逆性，生命就不成其为生命。”[31]木心的再生文本中，有不少“逆论”的身影。木心喜欢用经典言论作为原文本，以逆论的形式进行“文本再生”。例如三则碎片式短句：“致纪德 智者，乃是对一切都发生讶异而不大惊小怪的人。”[32]“致芥川 有时，人生真不如一句陶渊明。”[33]“孟德斯鸠先生呵 也有在悲哀中也不像人的人呀”[34]它们的原文本分别是：纪德：“智者即是对一切事物都发生惊奇的人。”[35]芥川龙之介：“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36]孟德斯鸠：“人在悲哀之中，才像个人。”[37]《诗经演》中，逆论形式的“文本再生”数量尤其多。如原文本《诗经・王风・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再生文本《彼采》，在这三段重章叠句之后，添加了这样的诗句：“彼采琪兮，十载不见，如一夕兮。”[38]可谓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木心在选取原文本时，有较强的取材倾向。木心偏爱的取材内容，包括爱情、饮食、景物、趣闻等。因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仅论及前两种内容。爱情，是木心最为关注的文学主题之一。以他本人的话说：爱情可以作为他艺术思辨的一个“支力点”[39]。他有不少关于爱情的言论。木心的再生文本中，有许多与爱情有关。其中一些的原文本即以爱情为主题，再生文本继承了原文本的内涵。例如《雅撰》《参徐照句》。另一些再生文本，其原文本与爱情无关，是木心特意加上了爱情的主题。如《论拥抱》《共和国七年葡萄月底》《兰佩杜萨之贶》《通心粉》《我的体温》《老桥》《黎巴嫩》《与米什莱谈海》《1914》。爱情之外，性爱也是木心感兴趣的主题。木心认为，爱情与性密不可分：“爱情没有性欲，是贫乏的。有了性，才能魂飞魄散、光华灿烂。补足了艺术达不到的极地。”[40]木心晚年对性爱的写作，让人想起他所喜爱的叶芝与歌德。这两位著名诗人，在晚年都仍有热情的爱恋。木心写道：“叶芝，叶芝们，一直璀璨到晚年，晚之又晚，犹能以才华接替生命力。”[41]“哥德七十四岁犹动情 到底是哥德”[42]。木心还作有《毋与歌德言》一诗，写叶芝：“叶芝 唯君明审 / 年命之迟暮 / 愤怒和情欲 / 竟殷勤颠舞”[43]，这是对叶芝《刺激》（The Spur）一诗的“文本再生”。这首《刺激》，是叶芝为自己晚年仍拥有不止一位“红粉知己”所作的辩护。木心本人也不乏此类诗篇。例如他69岁时的诗作中，有这样的句子：“性欲与饥饿日日不召自至 / 懒洋洋，我坐在木栏上荡脚 / 等待最后的情人的到来 / 真是的，我便能一眼看清”[44]。木心的《诗经演》一书中，不少再生文本都有关于性爱的暗示。又如作为再生文本的小说《大宋母仪》，虽是批判性的，删除了原文中一些过于露骨的淫秽描写，但仍留有并不必要的色情内容。而且，“文本再生”时，木心续写了下一代继续淫乱的故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木心作品中还有一类较为特殊的爱情：同性恋。诗集《云雀叫了一整天》中，有三篇再生文本都与同性恋有关：《拥楫》《抱背篇》《韩家潭》。此外，《诗经演》中的一些再生文本，也或明或暗地指向同性恋。例如《野有》：“子都怀春，子充诱之。……子都如玉，子充如酪。舒而汲汲兮，无惜我兮。”[45]原文本是《诗经・召南・野有死麇》：“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兮。”写幽会时的男欢女爱，女方嫌男方动作太急。“文本再生”之后，双方一为“子都”，一为“子充”，都是诗经时代对美男子的代称。而且，与原文本相反的是，一方希望另一方动作更快些，不要顾惜衣物。理解了木心诗中存在的同性恋，就能理解为何不少原文本中的女性变成了男性。当然，木心作品中也存在许多男女恋爱的内容。所以，木心对同性恋的兴趣，并非是排他的。换言之，在他心中，“爱情”可能是超越性别的。木心在散文中写道：“只爱女人的男人，是知其‘女’，不知其‘人’。只爱男人的女人，是知其‘男’，不知其‘人’。”[46]另外，木心所定义的“爱情”，很大程度上与其对美的追求有关。他认为：“美无性别 若有性别则是性不是美”[47]。故其作品中，不仅有对女性美貌的书写，也有对男性美貌的欣赏。小说《麦可和麦可》，明显流露出了此种针对年轻男性的审美倾向。除了爱情，木心对饮食的兴趣也显而易见。不少作品的主题即饮食，再生文本中也有很多关于饮食的内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少作家都对饮食有明显的兴趣，并形诸文字，但大陆对于饮食文学的研究，还很稀少。而台湾学界对此明显更为关注。这与台湾现当代文学中“饮食文学”的兴盛有密切关联。木心对饮食的关注和大量书写，或许与这种台湾文学风气有关。他的大部分作品，最初发表于台湾报刊，在台湾成名。另外，前文已述，木心一些关于美食的原本文，正是来自于台湾报刊，如唐鲁孙的饮食文学作品。木心在“文本再生”时，还倾向于删减情节、对话、主要观点等内容。在此不展开论述。（二）人称上：纳西索斯的倒影木心“文本再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叙事人称的改变。木心偏爱第一人称。“文本再生”时，常把第三人称改写为第一人称，而极少会反过来。他自己也说：“我偏爱以‘第一人称’营造小说（也通用于散文和诗）。”[48]不仅如此，其再生文本中“我”的存在感很强，往往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例如散文《呆等》，原文本是培根《论真理》。木心加入了一个“我”，让“我”与培根、蒙田对话。“我”的识见比他们更胜一筹。此篇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中，木心都惯常使用类似汉大赋中的“主客问答”小说手法。木心笔下的“我”，永远在主客问答中占有优势地位。其他再生文本的例子：《灯塔中的画家》，第三人称改第一人称，且把原文本中残疾而丑陋的、被人歧视的画者“他”变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画家“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木心添加了画家“对镜画自己”这一细节。《山茱萸农场》，原文本和再生文本都是第一人称，但木心把原文本中的“我老是在作画和作曲上受挫”[49]，改为“我素未在作画和作曲上受过挫”，立意全变。《巴珑》，原文本中的“我”只是普通游客，而再生文本中，木心增加了一个“公爵”，让“我”与公爵进行平等对话，甚至让公爵把酒瓶双手捧给“我”，可见“我”的身份地位不同凡响。若要究其成因，木心对第一人称的钟爱，与他自言的“分身”“化身”欲有关：“‘分身’‘化身’似乎是我的一种欲望，与‘自恋’成为相反的趋极。明知不宜做演员，我便以写小说来满足‘分身欲’‘化身欲’……”[50]木心的这种“分身”理论，来源于盛澄华的论文《试论纪德》：“以纪德自己的小说来说，他之所以爱用第一人称写作，因为构成他小说材料的都是一些所谓‘内在的景致’（Paysages intérieurs），一些在他内心中相互挣扎、相互冲突的思想，所以如用客观的手法，他无法把握他所创造的人物的错综性――每一人物也就是他自己无数部分的化身。”[51]木心对纪德的作品情有独钟，又自言曾读过盛澄华的译本。受到其观点的影响，也是自然。“呈显艺术，退隐艺术家”[52]，这句话虽被木心多次引用、强调，但实际上，他再生文本中的“我”，更像直接出场的主角，而非隐身的上帝。我们可以在不少再生文本中，直接目击他化身为主人公的身影。木心自称，这种“分身”“化身”与“自恋”是相反的趋极。实际上，这仍然是自恋的一种。自恋者，往往需要从自己投影在他者的镜像中找到感情寄托，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纳西索斯爱上水中自己的倒影。木心说：“初恋多半是面向对象的自恋。”[53]他对文中“我”的爱，也可视为一种面向对象的自恋。（三）修辞上：“古衫洋履”木心的词汇量丰富，常使用一些颇有古意的词语。有读者评论：阅读木心时要准备一本字典。按照木心自己的话说，他是有意发掘已经“入土为安”的词语[54]。“文本再生”时，木心也倾向于把一些比较简单的词语改写得更陌生。例如，把“森林”改为“丛薮”（《共和国七年葡萄月底》）、“跑出去”改为“踅出门户”（《伦敦街声》）、“诚实而勤劳”改为“诚悫劬劳”（《萨比尼四季》）、“倦怠”改为“昏瞀慵困”（《在维谢尔基村》）、“非常温暖”改为“醇浑穆”、“随后”改为“居有顷”（《山茱萸农场》）……这些已经“入土为安”的词语被木心“出土”，有人欣赏，也有人诟病。木心幼时，受过传统私塾教育。他写过不少文言，也常在白话散文中使用类似文言的句式。他认为，“古文今文焊接得好，那焊疤极美”[55]。“文本再生”时，木心也常用一些精炼的文言化句式。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把“我是圣徒，在平台上祷告”和“我是矮林一侧大道上的步行人”[56]，改为“予也圣徒/祈祷于高台”和“予也大道之行者”[57]。此外，木心在“文本再生”时，会添加一些文言化的句子。例如，《洪水之后》之二，把“云气堆聚”改为“云气郁勃，壁立如山”[58]；《贝壳放逐法》中，加上感叹“予岂流离失所者哉 / 唯所思皆故实耳”[59]。除了“仿古”，木心也喜欢在中文写作时使用外文，以增添作品的“洋化”气息。再生文本中，木心也喜用外文单词。例如《老桥》中，把“旁得贝德拉逐渐衰微没落”[60]改为“Pontevedra式微了”[61]；《雨后兰波》之《大都会》，把原文本的中文译文“大马士革惩罚定罪也感疲惫”[62]，改成出现在原文本注释中的法文“Damas damnant de langueur”[63]；《青春 = 2 / ROMAN / MERGEFORMAT II》中，把人名“安托万”改成原文本中出现过的单词Adagio；《H》中，把原文本的汉译人名“奥尔唐斯”改成原文本注释中的原文Hortense。木心的散文《明天不散步了》中，他吹起口哨，让外国人惊奇：“中国人的口哨竟也是纯纯粹粹的维也纳学派”[64]。木心所追求的，或可名之“世界性”、“国际性”，但也值得反思：在汉语中插入一些并不必要的外文，是否有以此炫示的嫌疑？木心写到：“三十年代有一种‘文明戏’，南腔北调，古衫洋履，二度梅加毛毛雨，卖油郎and茶花女，反正随心所欲，自由极了。”[65]他用“卖油郎and茶花女”讽刺这种“古衫洋履”的文明戏，而他自己是否也有此种倾向？三、“文本再生”与抄袭木心的一些再生文本，若按照今天的著作权法，逃不过抄袭的嫌疑。因此，他必须赋予其合理性。木心没有专门的文章讨论“文本再生”，但有些相关想法，零星散见于其作品（包括各种采访记录）之中。譬如，关于再生文本《诗经演》（台湾版原名《会吾中》），有采访记者怀疑“《诗经》是不能轻易动的”，木心自我辩护道：“难道我不知道《诗经》是不能动的吗？我写《会吾中》，几曾损及《诗经》一字，我是变奏、仿制。音乐上有‘海顿主题变奏曲’、‘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绘画上有‘仿黄公望’、‘摹倪瓒笔意’，毕加索把委拉斯凯兹的‘宫女’重画成变形的摩登风调。”[66]木心在再生文本《法兰西备忘录》的后记中写道：“文学当然也像绘画一样可以将别人的东西取来加以变化、重组。”[67]木心还举莎士比亚、吴承恩为例：“天才者，就是有资格挪用别人的东西。拿了你的东西，叫你拜倒。世界上只有这种强盗是高贵的，光荣的。莎士比亚是强盗王，吴承恩这强盗也有两下子。”[68]因此，虽然木心的部分再生文本应属于抄袭、剽窃，但在他本人看来，这或许是合理、正当的。当然，以上只是木心个人的看法。客观而言，按照当代对“抄袭”的定义，木心的一些再生文本，无疑属于抄袭之作，是应当受到批判并引以为戒的。每当遇到此类涉及抄袭的问题，常有人试图利用历史上的此类渊源事例为抄袭辩护。笔者认为，当代发生之事，只适用于当代的社会道德标准和法律标准，而不是过去。十八世纪以来，对待剽窃的道德和法律要求已经越来越严格，人们普遍重视原创性，并把它视为作家应尽的义务。木心虽然出生于1927年，但其作品都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在台湾刊载、出版，2006年开始在大陆出版，自然适用于当代台湾及大陆的法律。作者简介：卢虹贝，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1] 郑媛:《木心：我是在等待，一等就是二十年》，2006年1月24日《北京青年报》。[2] 木心:《文学回忆录》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6页。[3] 木心:《文学回忆录》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24页。[4] 刘瑞琳主编:《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页。[5] 陈桔:《木心先生定居乌镇》，2006年9月24日《钱江晚报》。[6] 木心:《我纷纷的情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7] [法]左拉:《娜伊斯・米库兰》，孟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8] [法]左拉:《娜伊斯・米库兰》，孟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9] 木心:《鱼丽之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1-82页。[10] 刘瑞琳主编:《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4页。[11] 木心:《素履之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12] 朱彝尊:《曝书亭集》上册，国学整理社1937年版，第116页。[13]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六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1页。[14] 木心:《文学回忆录》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6页。[15] 顾文豪:《木心：他的生命不止行过》，《人物》2011年第10期。[16] 曾进:《我不是什么国学大师》，2006年3月10日《外滩画报》。[17] 童明:《世界性美学思维振复汉语文学――木心风格的意义》，《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8期。[18] 木心:《文学回忆录》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9页。[19] 曾进:《我不是什么国学大师》，2006年3月10日《外滩画报》。[20] 李宗陶:《木心：我是绍兴希腊人》，《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26期。[21] 木心:《鱼丽之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22] 木心:《鱼丽之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23] 刘瑞琳主编:《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页。[24] Jim Jerome Don and Phil Everly End a Discordant Decade Apart toHarmonize Sweetly Again. People, 1984, Vol.21 Issue 3, p73.[25] 木心：《巴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26] 木心：《伪所罗门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页（无页码）。[27] 木心：《巴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28] 木心：《巴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244页。[29] 木心：《鱼丽之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30] 木心：《伪所罗门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0页。[31] 木心：《爱默生家的恶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32] 木心：《素履之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33] 木心：《素履之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34] 木心：《云雀叫了一整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页。[35] 纪德：《地粮》，盛澄华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年版，第37页。[36] [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小说选》，文洁若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0页。[37] 木心：《素履之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38] 木心：《诗经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39] 木心：《鱼丽之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40] 木心：《文学回忆录》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80页。[41] 木心：《素履之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42] 木心：《云雀叫了一整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页。[43] 木心：《西班牙三棵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44] 木心：《我纷纷的情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45] 木心：《诗经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46] 木心：《素履之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47] 木心：《云雀叫了一整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页。[48] 木心：《温莎墓园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49] [澳]帕・怀特：《回头的浪子》，黄源深译，《世界文学》1986年第5期。[50] 木心：《温莎墓园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51] 盛澄华：《纪德研究》，森林出版社1948年版，第72页。[52] 木心：《鱼丽之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53] 木心：《素履之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54] 木心：《即兴判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55] 木心：《素履之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页。[56] [法]阿・韩波：《彩画集》，王道乾译，《外国文艺》1988年第3期。[57] 木心：《我纷纷的情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92页。[58] 木心：《我纷纷的情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59] 木心：《伪所罗门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1-92页。[60] 陈佩周：《干杯！西班牙阳光》，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版，第180页。[61] 木心：《我纷纷的情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62] [法]阿・韩波：《彩画集》，王道乾译，《外国文艺》1988年第3期。[63] 木心：《我纷纷的情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64] 木心：《哥伦比亚的倒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65] 木心：《琼美卡随想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66] 李宗陶：《木心：我是绍兴希腊人》，《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26期。[67] 木心：《即兴判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页。[68] 木心：《文学回忆录》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0页。来源：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2022-03-10
历史瘦弱的背影：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陈徒手 2016-05-10 上海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的一个重要关口：他转入了在历史博物馆三十年的日子，一生由此断然分成鲜明的两段：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在那风云动荡的三十年里，他的同时代朋友对他充满巨大的不解、疑惑和同情，而后来人面对沈先生投向历史瘦弱的背影时则不由发出说不尽的感慨。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的生死线。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检讨式的长文《我的学习》，其中就谈到一九四九年的困顿：“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沈从文约定俗成地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思想战争”这几个字，恰好表达了情感枯竭、崩溃的真实状态。事隔四十多年，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在北京崇文门寓所平静地回忆道：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槽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韩寿萱那时是北大博物馆系主任，从文就去帮忙，给陈列馆捐了不少东西。很自然而然地就转到文物这一行，不在北大教书了。幸好他转了，转的时候有痛苦，有斗争。他确实觉得创作不好写了，难得很。(一九九○年十二月七日采访)被沈从文称为“百科”的周有光是沈从文的连襟，著名的语言学家。谈到那一段岁月，九十二岁的周有光意犹未尽：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倾向共产党，而沈从文感到恐慌。当时我不在国内，对这一点觉得很奇怪。那时情况知道得太少。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贬低。郭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沈从文自己讲，郭沫若对他很不好。在没地方安放的情况下，把沈从文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领导上不希望他做什么大事。整个处于在政治上被压制的状态，解放后的文学生活几乎没有了，创作萎缩了。沈从文的优点是随遇而安，把坏事变好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倒霉的时候也能做出成绩。后来让他上革命大学，让他改造思想，让他慢慢明白……(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七日采访)对沈从文相知较深的老同事、八十多岁的文物专家史树青当年曾同沈从文一起在革命大学学习，只不过沈在以社会名流为主的一部，而史在以普通职员为主的二部。史树青说：在革大时，不少学员都抱着看看再说的态度。在那里学习，主要是交待思想，丢掉对美国、国民党的幻想，进行思想改造，洗脑筋。进去时压力大，沈从文有，我也有。记得那时几千人听艾思奇做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学习时，没有农业劳动，有时在校园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月采访)张兆和记得，在革大毕业时，校长刘澜涛给沈从文发了毕业证书。隔了二年，沈从文在一封未寄出的长信中谈及当时心情：“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劣，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得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他在信中连续四次说到“个人渺小”。史树青回忆，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迹，但他后来一概不谈自杀之事。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自己曾在笔下流露一二：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是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这是沈从文一九五一年给一位青年记者未发出的信，文中浸润出的那份伤感、孤独和无望贯穿他以后很长的岁月，尤其在遭遇政治风暴时，这种感伤就更被放大，也更为隐蔽。历史博物馆及国家文物局历任领导对沈从文的“转业”充满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史树青回忆：“文物局长王冶秋接近郭老，业务上靠郭老。他觉得沈先生转行是文人来避风，文物界有无沈先生没关系。他对沈先生的使用没怎么安排。”老同事杨文和说；“馆里有一段对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绪低落。沈先生要什么不给什么，沈先生要一间办公房，当时办公室很多，我们也说，给沈先生一个房，馆里就是不撒口。我曾听一位副馆长说，‘沈从文，哼，鸳鸯蝴蝶派！’”(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采访)沈从文后来自己描述道：“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见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一份检讨稿)早十年，沈从文除了在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外，常到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他自己称之为“唯一和人民碰头的机会”。”汪曾祺当年亲眼看见老师沈从文非常热情地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唏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这种凄然感在多年老友萧乾身上也曾出现过。一九九八年三月九日下午在北京医院病房，萧乾向笔者讲述了当年那一难堪局面：那个时候他在故宫处境不好，一个那么有名的作家，到了新社会反而难处。当时有中苏友好协会、工会之类，挑着人入会。听说就没让沈从文加入，在政治上给他压力。我跟他有几次接触，彼此的心情都很复杂。有一回我陪外宾去故宫参观，恰好是他在解说，拿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像沈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年代里是很难抬头的。老朋友郑振铎当上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长，沈从文没有因事找过他。一九五八年三月，郑振铎参加馆里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总结：“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国民党时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入门参观。而这几年来，进步很大、很快。”会后，沈从文遇到了郑振铎。史树青看到了两人见面的情景：“沈先生看见老朋友很激动，还掉了眼泪，说：‘我现在不搞文艺了，研究文物还不够，你应该多关心文物。’郑振铎说什么话我忘了，但郑似乎感到沈先生还是落后分子。”在老同事的记忆中，历史博物馆的几任领导尽管情况各异，但都依据上面精神，把沈从文看成是“统战对象”，采取冷处理的办法：张文教是馆里第一任书记，五十年代初就到了馆里。他曾在抗战时期率领八路军队伍保护过金代藏经，还牺牲了几名战士。他看不起旧知识分子，对沈从文这样的专家不太客气，动不动就训人一顿，训得太严。而且张经常诈人，让人交待历史。他业务不行，过了许多年还不行。他曾跟我学铜器，学诗经，但都白讲。文革时，我们一起当上“黑帮”。他填表时，“专长”一项写了“打倒帝王将相”和“爱吃窝窝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左得厉害，把我们都看成敌人。他认为沈从文是混饭吃，责问沈买那么多瓷器干什么？是不是浪费国家钱财？而沈先生觉得中国瓷器工艺水平最高，有研究价值。(史树青，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采访)沈从文从干校回到北京，他在东堂子的三间房子被一位工人同志在文革中强占。沈提出落实房子和著作出版问题，但迟迟解决不了。为了出那本服饰的书，打了一个报告到文物局，一直压着。王冶秋在出版上不表态，他的老伴、文物出版社社长也就不积极。王冶秋不点头，怎么印出来？王冶秋对沈有看法，认为沈是灰色的旧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培养的，要控制使用。那时沈找过我，发过牢骚。我只能做一些解释工作，我是副馆长，只能提意见，没有决定权。杨振亚馆长认为沈不是主要人才，并说“要走就走”。沈很有意见，后来带着激愤的心情离开历博。有一点我说明一下，历史博物馆建成以后，由于挨着大会堂、天安门，有关部门曾来馆里审查，把一些右派分子、政治面目模糊的人员强行调离出去，而沈先生留下来了，说明当时政治上还是比较信任他的。(原历博副馆长陈乔，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采访)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很难从沈从文的口中、笔下得到他对领导的意见。他是一个沉默的人。只是到了一九六八年“大批走资派”的年代，我们才在沈从文的检查稿中读到那样的激愤：“这是谁的责任？我想领导业务的应负责任。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全不想想直接领导业务，而对具体文物业务那么无知而不学，是什么？”据张兆和介绍，沈从文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只是简单记几笔。在现在已经公开的一九五三年三月的几则日记中，竟反复着一个“多事烦人”的主题。如，“可能还是多事……多事可能对他们即是一种搅扰”(三月二十八日)；“对人过于热心，对事过于热心，都易成多事，无补实际……极离奇，人人均若欣欣向荣，我却那样萎下去。相当奇怪”(三月三十日)；“……少说或不说馆中问题，凡事禀承馆中首长——馆长，主任、组长……要作什么即作什么，实事求是作一小职员，一切会好得多。对人，对我，对事，都比较有益”(三月三十一日)。这是沈从文生活和工作的质量都很低劣的时候，苦闷无法排遣。然而，一旦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沈从文就仿佛变了一个人。看见好东西，沈先生就想办法买回来。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如果馆里不要，就自己留下。有时时间看长了，别人弄糊涂了，结果变成公家库藏的，沈先生也不在意。如《阿房宫》长画卷他自己买了，后来弄成馆藏。现在历博中，织绣藏品基本上是他收购的，馆里收藏的服装、硬木家具、铜镜等不少文物都由他经手过。故宫办了一个《红楼梦》展览，沈先生很热心地把库房里的衣服找出来放在旁边，用实际文物来配合。馆里很多人在学问上得到他帮助。记得有一本馆里图书《历代古人像赞》，沈先生加以批注，抄写字条贴在书里，让别人看时注意，比如此像在何处可找，为何比别处更好之类话语。(李之檀，一九九八年五月五日采访)沈先生在馆里解说时，连小脚老太太都接待。他还在库房编目，规规矩矩地抄成大卡片，他的章草真好，真秀美。他还买来二十多件晚清瓷器做茶具，捐给馆里，便于接待外宾。对我们讲心里话，不讲虚话，老鼓励我们读书，常说，“你们不读书怎么为党工作？”陈伯达有一句“厚今薄古”的话，沈先生却说博物馆应厚今厚古，今天厚古还不够，应该多向古代学习。他反对把博物馆办成文化馆，为馆里读书风气不浓而焦急。(史树青，一九九八年五月八日采访)一九五七年沈先生到我们故宫织绣组当顾问，带我们上课，上荣宝斋、珠市口。给他几十元车马费，他不要，全买了书存在织绣组的书柜里。给中央美院学生讲课，学校给他一百元，他让我们退财务处，说，“不能再拿国家钱”。而他自己掏钱请人绘画，然后又租黄包车到学校，车上装了各种实物、绘画作品，以便让学生看明白。一九五八年沈先生当教材顾问，把自己的笔记统统拿出来给大家参考。从全国调来写作的专家住在香山饭店，而沈先生不肯在饭店住，自己在家里白天黑夜地干，流着一身汗，工作量比编写的人还要大。沈先生在我们面前从来不说苦恼，只谈业务。文革中他下乡看鸭子，无书可看，就利用手中一本《人民中国》，在空白处写满字寄给我们，内容大多是文物方面的考证。他在信中告诉我们，“什么材料没有，我就这样做学问”。我们要写《中国染织》，他就用毛笔抄了一大沓材料给我们。文革中吃了苦头，我们曾想不干文物了，沈先生知道了叫我们去，他躺在床上，精神不好，似乎要哭的样子。他说，“眼光看远一点，这些事你们不做谁做？”(沈从文的学生黄能馥、陈娟娟，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下午采访)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是沈从文五十八岁的生日，这一天他在故宫陪三十多个年轻美术学生看了一天绸缎和陶瓷，非常疲累，回家后独自一人听贝多芬第九交响乐，觉得声音那么欢乐而清静。在音乐声中，他给云六大哥写信，信中说：“我总深信只要工作对国家整个向前有益，也就够了。个人吃点亏或生活寂寞些，都无妨。”他此时最大的感叹是，“没有一个真正知道我在为什么努力的人”。与热闹的文坛遥遥相对，寂寞中的沈从文有时会悄悄地说出惊人的话：“文坛实在太呆板了。”“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这几句话是一九五一年说的，置身圈外，他对文坛的感觉比别人要敏感得多。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他又给云六大哥写信，再次谈及他的感触：“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见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汪曾祺、林斤澜等学生辈的作家见老师过于冷落，有时会拉他参加北京市文联的一些活动，他只是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听着。林斤澜记得这样一次会议：“那次下乡回来的作家座谈，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这是反话，意思是说你们这样下乡下厂写小说我不懂，我有自己的理解。”(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日采访)林斤澜讲了自己所见的一件事：一九六一年是个小阳春。有一次在新侨饭店开会，周扬到小组会上来，陈翔鹤说，“沈从文能否继续写作？”周扬一听有些不高兴，板着脸，凶得很。他是很会当领导的，可能考虑了一会儿，说，“可以，能不能给他创作假，十年。”陈翔鹤高兴地说：“好，好！”陈翔鹤的过问只是一个契机，不久中宣部、中国作协有意安排沈从文“出山”。中国作协办公室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给沙汀及作协四川分会发出一封公函：最近，经周扬同志指示，我们对沈从文同志的创作做了一些安排，并已向历史博物馆领导上和齐燕铭同志为他请准了创作假。他将于六月二十五日左右动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个半月左右，动笔写酝酿已久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其内兄——一九三六年牺牲的共产党员张鼎和同志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写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约二十万字)，请对他的住宿等问题作安排。沈从文同志患心脏冠状动脉硬化症，血压时有上升，并伴有心绞痛发生，请在安排住处时注意安静、医疗等条件。但是，作协六月二十三日突然致电沙汀，告知领导又重新安排沈从文到青岛休息。沈从文事前提出自己付车费，到青岛又看了几家绣艺工厂、印染厂，想在工艺上给工厂帮助。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他在青岛写信给中国作协副秘书长张僖，谈到自己的写作状况：“头脑能否使用到过去一半样子，也无多大把握了，毛病是一用过了头即有些乱，过一阵子又才回复。心脏部分不太严重，已不容易好。初步设想把所收小说材料重誊一份，理出个顺序线索。万一我不能用，另外同志还可利用这份材料。最好当然是我自己能用它，好好整理出来成个中型故事，初步估计用十六万字，安排可以写得清楚，如顺手，也不会要半年时间。”这部作品最终没有完整地写出来，夫人张兆和谈及原因：“堂哥牺牲了，堂嫂还在，从文从她那里收集了一些材料。还到宣化煤矿去了好几次，记了好几本。一九六一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三十年唯一一次最大的创作活动夭折了。凌宇的《沈从文传》中曾写到一九五八年周扬拟请沈从文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史树青证实此事，但在细节上稍有出入：“毛主席请沈先生当文联主席，沈先生告我此事。沈先生说，这是主席的客气话，我也不能去，我还是爱好文物。”在北京市文联工作几十年的林斤澜从未听说过此事，对此深表怀疑。他告诉笔者：“汪曾祺跟沈先生很熟，我也没听他提过此事。”但不管怎么样，一九六一年以后的几年间，沈从文变得少见的活跃，对文艺的看法也乐于表达。沙汀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就记录了沈从文和巴金、沙汀闲聊创作的一幕。沙汀还在别的场合转述了沈从文的意见，惹得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惊讶不已：“啊？他敢说这个话？”家人对沈从文重新写作之类的事情有些担忧，而最操心的时刻莫过于政治风暴来临之际。张兆和对一九五七年至今还有后怕：“整风时也有人动员从文大胆发言，他居然没说，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说，否则他当右派跑不了——”后来搞政治运动，沈从文就找机会躲着不来。有时碰到李之檀，就悄悄地问：“还没批判完？”文革初期，沈从文终于没有躲过去。面对满墙大字报，极为忧愁地告诉史树青：“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共产党说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难归，我往哪去呢？”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帮助过的范曾。范曾写道：“(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一九六二年范曾来到历博当沈从文的助手，为编著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插图。此间调动工作，沈从文尽力最多。据知情者介绍，当时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有一次天刚亮就敲沈从文的家门：“昨晚梦见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从天津赶来。”文革期间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说：那时，范曾画了一个屈原像。沈先生看后，还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曾指着沈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记得那是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沈先生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我们家。他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采访)这是沈从文晚年最惨痛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再也不提范曾的名字。沈从文跟陈乔、史树青他们一起关进牛棚，挨斗挨批之余，就是清扫厕所，拔草。有时发呆地看着天安门广场人来人往的景象，然后回过头对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文革渐近尾声，一九七四年七十二岁的沈从文找到馆长杨振亚，谈话中流下眼泪。他希望得到最后的帮助，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回来后，激动之中给杨振亚写了长信，信中写道：我应向你认真汇报一下，现在粗粗作大略估计，除服装外，绸缎史是拿下来了，我过手十多万绸缎；家具发展史拿下来了；漆工艺发展史拿下来了；前期山水画史拿下来了，唐以前部分，日本人作过，我们新材料比他们十倍多；陶瓷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也过手了近十万件，重点注意在可否供生产；扇子和灯的应用史拿下来了，也都可即刻转到生产上；金石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拿下来了；乐舞杂伎演出的发展资料拿下来了；……乍一看来，这么一大堆事物，怎么会忽然抓得下？简直不易设想。事实上，十分简单，只是一个肯学而已。毫无什么天才或神秘可言。这么庞大的学术专题中，只有服装史由于周恩来的关心一直编著着，等待着出版的机会，其他的专题研究和出版都烟消云散，领导上无暇顾及这些亟需抢救的研究结晶。而且在文革中，部分“服饰研究”大样被贴在大字报上展览，两麻袋的书稿清样险些被送到造纸厂化浆。沈从文压抑不住悲愤，在信中倾诉道：“无人接手，无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无尽的痛苦表露无遗，他用衰弱的生命做最后拼搏。无奈，还是无奈！他被迫离开历史博物馆，再也没有回到那呆了二十多年的大建筑里。常去探望的林斤澜描述道，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地看着电视，一坐就是大半天，无所思无所欲。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陈徒手，本名陈国华，福建福州人。1961年12月出生。1982年2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主要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著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国文坛纪学》《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等。
【潘采夫 按】北京文艺座谈会之后，本山大爷激动得睡不着觉，国画家范曾更是挥毫赋诗数首，盖了本山的风头，告诉人们谁才是真正的弄潮儿。关于范曾，流传着很多佳话，在每一个历史的拐点，都有他孜孜不倦的身影，一去一归都是戏。前几年，我为报纸写过一篇书评，对范曾写的一本书谈了些感受，不乏偏见。编辑老师比较了解范曾，为缓和气氛，特在文前加了一段：“范曾，一代国画大师，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故宫举办过个人画展的书画家。这篇文章，可能读起来会令范先生及其拥趸觉得刺耳，但望范先生雅人有雅量。”不想范曾真的读到了文章，也果然显示了雅量，他特地联络报馆上级领导，说已跟某某部打过招呼，小心关了报馆云云。其雄姿英发，至今想来，耳畔尤有虎啸之声。几年过去，报馆犹在，范曾更红。特将旧书评找来重贴，以纪念这段值得纪念的过往。不知这次，范曾会不会把我的微信给关了？心下惴惴，不知如何向马化腾交代。范曾：一个特别景仰自己的人文/潘采夫《范曾自述》读过之后，最大的印象是，他对自己的景仰真如滔滔长江之水连绵不断。在“往事堪怀”部分，范曾写道：“当我有了这样明确的发现之后，我的艺术的进步简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全社会震惊，我的画也以空前的速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仅仅十年时间，我像从激烈的地震颤动中，大地被拥起的奇峰，直插云天。”“我自以为几根衣纹足以睥睨南宋，与梁楷伯仲。”不低调，也是文人的可爱之处，既然压抑不住对自己的崇拜，那就任它喷薄而出，狂狷任性，藐视流俗，这在中国古代是很多的。但范曾自己说，他“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的喜爱”，这种刘德华一般的本事，显示出范曾与狂狷又不是一回事。范曾在书里写了不少跟他有过往还的文人，我以为其中会有文怀沙先生，这次没有。但还是写了一句，“著名文学家文怀沙的《修乳法堂记》，我以为是一篇千古妙文。”是不是千古妙文呢？特意找出来看了看，未见得吧，如果放在“千古”里面，算得上“小升初”水平。范曾出生于南通范氏家族，据本人称是范仲淹的后代，明清十二代先人里，出现了数以百计的诗人、文学家和画家。范曾书中讲了他母亲、父亲和哥哥的事情，这三个人让我肃然起敬。范曾的母亲一生当小学教师和校长，但在文革中被挂牌游街，于1970年去世；范曾的哥哥是革命者，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1年含冤病逝；范曾的父亲一生淡泊，很爱写诗，范曾给他印了一百本诗集，老人死后，家人整理遗物，发现诗集还有九十九本放在角落包着。范曾一家的经历非常典型，江南的书香门第家庭，很多世代诗书传家绵延不绝，记录这个家族的历史，包括它的衰落史，应该是具有文化史意义的史料。先祖上曾经阔过，到如今家族人材畸零，作为家族继承人，应当有所思有所得，可惜只见摆家谱，不见人反思。再一个，范曾的父亲不知名利何物，与范曾在书中的文风大相径庭，两人倒也体现出了不同时代的影子。记得看过一个新闻，范曾号召在中国书画界来一次扫“俗”，他说：“首先得从头面人物做起，他们这些年奔走于大江南北，举行层出不穷的创作研讨会，必邀地方大款助兴，事后一个个如布袋和尚，背负着、挟持着他们心仪已久的事物打道回府。更有甚者为酒厂设计一个酒瓶，索款数千万，宛如他设计的是一架新式的波音747民航飞机或华贵的轿车，报纸上刊载着他踌躇满志的笑容，旁边则刊有那布袋似的酒瓶。”为酒厂设计过酒瓶的，据我所知也就黄永玉一人吧，给酒鬼设计了一个布袋形状的瓶子。请问范曾先生，设计酒瓶子就比设计飞机轿车俗吗？设计酒瓶获取报酬是市场交换，怎么就成了布袋和尚呢？这个暂且不论，这种号召要扫什么，并猛烈攻击别人的作风，怎么看起来有些文革遗风呢？本书中范曾收录了一文，《忧思难忘说沈老》。这篇文章的起源，是学者陈徒手在《读书》上的文章，《午门下的沈从文》，其中写了文革中范曾对沈从文的批斗和构陷，范曾此文即是反驳陈徒手的。有兴趣者可翻出来做一对比，沈从文本人对此亦有记载。我不是艺术界中人，对范曾的画无可置喙。但看他的画多了，也有一点印象，那就是太像我小时候看的连环画，看不出中国画的意蕴来。我这样外行人都能看透的画，“睥睨南宋”又如何说得出口呢？【附录一】众说范曾沈从文：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我自然感到十分痛苦，巨大震动。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李苦禅：我没有范曾这个学生，子系中山狼，得志变猖狂。黄永玉：范曾这个人我不喜欢他。郭庆祥说：1995年我曾以每平方尺4000元的价格购买了范曾的200幅画，展开一看，题材与技法严重雷同，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疑问之下，到其画室一看，很多3平方尺的宣纸都用吸铁石整齐地吸在画墙上，老子出关、钟馗等题材和前100张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几个人物造型来回组合。工作现场就像是工厂车间的流水线，自己复制自己的作品，已和印刷品没有什么区别。西门不暗：范曾，应作范增，因为他的字土。【附录二】范曾公开信一束辞国声明我为了追逐心灵的自由,来到了法兰西,还将去到更多、更遥远的国度。哪儿有灿烂的文明，哪儿就是艺术家的故乡。国内有些部门对我的心愿或者有些误解，那我除去原谅而外，不准备多置一词。因此，与其说我的行为是政治的，莫如说是心灵的。于是，我想到，有的政治制度，可能使心灵的张力较大，更有利于心智的发展；而有的政治制度，无疑对心灵约束和扼制较多，从而使心智迟钝。艺术家永远需要心灵翱翔于溷浊的泥淖之上。我的出走，对从政者的看法是遗憾多于仇恨，他们倘能从中悟出一些道理，我想益处多于害处。还有，自去年中华民族巨大的悲剧之后，我很多至好的朋友如刘宾雁、方励之、严家其、刘再复、徐刚诸人，在各地漂泊流亡，他们对祖国的拳拳之爱，我十分理解，我出来对他们是一种安慰。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权力可以使我相信他们是人民的敌人。他们的学问、才华和人品，我视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将是他们永恒的朋友。待来年遍地杜鹃花，我愿与他们重返故园。人们请相信，可怕和可恨的永远不会是他们。我匆匆赶来巴黎，似乎就是想和徐刚重温同住团结湖时一杯酒、一壶茶的旧梦，问题既简单又真实。再者，目下还没有任何压力促使我需要政治的庇护，我从心里感到坦然。一个享有相当声誉的东方艺术家，来到西方的文明古城巴黎，除去艺术的呼应而外，没有任何政党、组织向我伸臂相迎。另外，作为艺术家，我愿向诸位披露一则消息，我的出走也包含着爱情上的原因，我愿与我深爱二十多年的楠莉小姐共赴天涯，我既爱江山，也爱美人。离开祖国，有些怅惘，走向世界，有些高兴，如此而已，谢谢诸位。范曾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七日于巴黎与丁关根同志信函丁关根同志：我于一九九零年秋辞国蛰居巴黎两载，冷静回顾之后，决定回国，原因有四:一、在国内我一向提倡爱国主义和奉献意识，而辞国远走与自己内心抱负相悖。国外各国留学生住处几乎都挂有我为教委所题赠他们的字幅“月是故乡明”、“砥砺品学”、“忧乐关天下”等耿耿情怀，至今依然；二、自一九八五年为天津南开大学“二年画一楼，两鬓添秋霜”，今此楼已成，我所一手建立的东方艺术系亦已开学两年，莘莘学子，我所深爱至今未见我一面，我的辞国带给全系师生无可言说的遗憾和痛苦，此亦我远居异域，内心不安的主要原因。三、我一向支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年初以还，国内请方正亟需用人之际，我愿竭尽棉力，继续为中华民族之振兴奋斗二十年。四、我辞国之主要原因其一是家庭生活之不睦，今我已与原偶分居逾三年，离婚之事当不成问题，这对我亦如释重负。回国之决心已定，尚盼各方鉴谅！此颂近祺范曾 1992年11月3日归国声明近三年在域外岑寂而孤独的生活，使我知道一旦远离幅员无垠的神州大地山河，离开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的土壤，我只能写出如此的嗟叹∶“归程应识天无际，寄寓翻知海有涯”，和如此的凄惶∶“雨冷丁香，忍识他乡是故乡”。从而使我悟到艺术家不能囿于因一时一际困惑而追求的小自由和小解脱，这就可能重陷另一种心灵的桎梏。唯有与祖国同在，才应是我永恒的、不朽的追逐，才是我心灵的大自由、大解脱。我是一个艺术家，于政治殊甚懵懂。然而历史在前进，当我看到二十世纪末世界经济萧瑟，而故国一枝独秀这不争的事实时，我为伟大的中华民族所蕴含的自我调节力而自豪。向前看是一片横无际涯的浩荡景象。我的心境已非畴昔，往日所执着，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情随事迁。我深知没有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福祉，一切都徒托空言。目前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深得人心，我表示支持，并愿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尽其绵力。近日有诗句云∶“已卜家山花万树”，“杜鹃花开”宜作此解。我曾说既爱江山，又爱美人，而今楠莉又如何？她不愿看到我空白少年头，她无法慰藉我无边的烦恼。其实我刚来巴黎不久，我已有诗谶云∶“前程是异域羁旅，长空有莫名愁绪，莽天涯，只剩我与汝。”我们都深感去日苦多，不愿再在天涯飘泊。消除烦恼，便识归程，我深祷故国山河无恙，亲人安康。范曾 1993年6月27日于巴黎四婚公告爱妻楠莉故去近三载，最初缘悲痛孤寂，更由于轻微脑梗，致艺术生涯举步维艰。徐萌女士无微不至的关爱，使我身心全面康复。徐萌不唯关怀且鼓励我艺事长青，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更作贡献，情深谊笃，经我俩双方同研详究，愿永结连理，正式结婚登记，艺林佳话，此足徵矣。范曾 2024年4月10日于新浪微博四一跋：读了范曾公开信合订本，忍不住想起美发言人怼俄的一句话：优秀的粪便推销员总是口含样品。
文/袁凌“没感觉。”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监狱车间办公室，门外是犯人们操作缝纫机的轧轧声浪，门内穿着工装的姚义秋按狱规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对襁褓中母亲出走的感受。顿了一会儿，他又说：“会想她。”隔着38年的时间，和从湖北乡下到滨海高墙内的遥远距离，姚义秋仍旧没有找到讲述童年情感的语言。就像20岁那年徒然的寻找：偶然听人说在大冶市街头看见了母亲，他和哑巴大哥一起赶去，辗转三天一无所获。在这座监狱的高墙里，羁押着大量像姚义秋这样的犯人，他们入狱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飞车党、抢劫犯、毒贩、人贩子、盗贼。但再将视角前推，他们在或远或近的时光里，都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儿童。当我们开始注意到这个名词时，他们其实已经长大了，在各处角落挣扎求生，谋生的方式千差万别却又无例外地琐碎、卑下，没有闪光之处。当他们偶尔在社会新闻栏目惊扰人们的目光，多是触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红线。而后他们进入高墙，开始了更长久的沉默。少有人的目光落到他们身上，张丹丹是例外。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有留守儿童经历的服刑人员成了她近年来关心探究的群体。她发现这些犯人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在16岁之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比例相比于普通的农民工要高出一倍多，达到近20%。这让张丹丹吃惊不已，她设计了对多所监狱的调研方案，试图寻找出留守儿童通向高墙轨迹上的线头和转折。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儿童背景，对犯人的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这些人的生活轨迹粗粝凌乱，以致抛物线式的沉沦，或许从父母离家那天就已限定。持续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留守儿童数量仍在节节攀升，“留守儿童犯罪”问题也成为热门话题，但他们步入成年后的轨迹，仍旧处于晦暗中。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抽出往事的线头并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经历的转折与死结，内心与外界的冲突和断裂，却是真实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时钟被强制拨慢的高墙内，才有机会回顾打量。在冗长的服刑期后，他们走出高墙又重新没入人海，即使狱方也很难追踪到他们此后的行踪。姚义秋们是第一代留守儿童。透过高墙，一种无形的线索开始代际传递：姚和其他一些犯人的孩子正在遥远的乡村，重复他们童年的经历。砖头和面具邓晖的固执，一望可知，即使在这座“文明监狱”的炼炉内也没有化开。他似乎从幼年起，一直在抗拒着什么，却连自己也说不明白。譬如对于父亲存歿的答案，监狱管教干部的信息是，邓晖的父亲在他两岁时坐牢，之后越狱失踪。而邓晖重复了两次的回答是：父亲在他生下来半年后死去，爷爷奶奶没有告知死因。引起邓晖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话，或一个词。去年年底，一个犯人小组长责骂了邓晖，邓晖一直暗暗忍到过春节，找机会用地上砖头拍了小组长的脑袋，缝了好几针。事后邓晖被升为“严管”，会见时他的胳臂上带着标记。邓晖心情沉重，但“硬气”着不肯低头。在“硬气”背后，是他对自己的失望：“跟同改关系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发火。”邓晖盼望着早点出去，却又对自己获得减刑没信心。“一块砖头”式的铤而走险，横亘于曾经的“留守儿童”和今天的囚徒身份之间。记者接触的十几位犯人中，年龄大多是80或90后，罪案绝大多数和暴力相关：邓晖，原为“飞车党”，在团伙抢劫作案中担任摩托车手，发展了两位女孩入伙，判决时被定为首犯；姚义秋，伙同他人入室抢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险柜钥匙；佘念武，和其他四名留守儿童背景的农民工结伙，拦路抢劫六次，打伤反抗的受害人；崔凯，因为受同事欺负，手持红酒开瓶器捅瞎对方眼睛；吴金森，受表哥教唆，组织妇女利用改装的运沙船，偷渡出国卖淫，被定为拐卖妇女罪；王飞，拦路抢劫团伙成员，敲诈勒索，持凶器拦路抢劫，有次开车撞倒一个摩托车女司机，临时起意顺道抢劫，造成女受害者七级伤残。......在张丹丹的调研中，拦路抢劫和故意伤害是农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为，高于民众印象深刻的强奸等罪行，经济智力犯罪比例则很低。这和她研究得到的结果一致：有留守背景的农民工犯罪群体受教育程度低，年纪更轻，在情绪不稳定、暴力倾向、不公平感等几方面都更严重，而在性格外向性、亲和度、负责任能力上都低于农民工群体的平均水平。这和他们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单亲背景下，缺乏人性滋养和人际交往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乃至受教育机会缺失有密切关系。在张丹丹课题组对这个人群发放的问卷调查中，51%的服刑人员表示：童年曾经对于父母不在身边感到不开心。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长期的犯罪案例跟踪中，得到了和张丹丹相似的结果：留守或单亲家庭的背景，和成年后的暴力型犯罪有着密切关联。她接触的近十起死刑判决案件，犯人在童年都没有母亲陪伴，由爷爷抚养成人，成年后发生暴力犯罪。张丹丹曾组织上千名犯人做过一个“搭档分钱”游戏：两个人分为一组，每组发给一张百元人民币，其中一人扮演领钱者，负责分钱，领钱者有权决定自己分多少，留给同伴多少；同伴则有权接受或者拒绝。领钱者的分配决定一旦被同伴拒绝，这百元人民币将被收回，两人都将一无所获。游戏结果说明，第二个搭档对自我得到公平的意识很高，而第一个人却较少考虑同伴的公平待遇，导致将近40%的犯人搭档最终分钱失败，以一无所获告终。用留守儿童背景犯人崔凯的话来说，“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在入狱后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矫正下，多数犯人看起来能顺利谈及自己的过去，以致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个性缺陷的联系有某种认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谈人生哲学。但这种在强制矫正和评分减刑体系下的反思，有时近乎另一种乐观的面具，他们内心的某些阴影并非真的可以如此轻松面对。对于参与入室抢劫的经历，姚义秋始终不愿接受自己是主犯，强调自己是“帮忙”，虽然是他拿刀胁迫已经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卖妇女出国卖淫的犯人吴金森，仍然觉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怂恿下“跟着玩玩”。邓晖在“飞车党”中的角色是开车，“我技术好，摩托车后座可带4个人”。案发后主犯之一脱逃，被抓的邓晖作为主犯被判决。入狱后他认为自己并未直接动手，一直想不通，“后来想，案子总要有个说法，认了”。实际上，邓晖被定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两个从犯的女孩子，都是邓晖叫去入伙的。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进入高墙后开始的。他们童年时长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对孩子步入牢狱内疚不已，而犯人们自己最感内疚的对象，却是抚养他们的祖父母。邓晖和相依为命的祖父母感情很深，他之前在外打工时，会常和老人们打电话，听到邓晖的声音，老人们高兴不已，鼓励他在外面好好干。可“最终我令他们失望了”，这负疚成了邓晖在狱中沉重的精神压力。浙江台州人杨道德10岁之前也由爷爷奶奶抚养。他24岁时因抢劫入狱，父母只能瞒着年老多病的老人，说杨道德刑期短很快就将出狱，而实际上还有5年半。杨道德不知道祖父母是否还等得到这一天。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则是失望加上路途遥远，家人很少探视。对他们来说，回归高墙外的社会，摆脱早年滑落的人生轨迹并不容易。学习电梯等特殊行业操作技能，是监狱为他们提供的职业准备，但在心理上，走出成长年代的“留守阴影”是他们沉重的课题。一旦走出高墙，“刑满释放犯人”的面具仍旧戴在他们脸上，和内心艰难完成的自我清理和认同产生矛盾，受到更大的挫败。监狱很难联络释放的犯人，“有联系的都是好的，坏的就没有下文”。再次获知情形，往往是犯人几年之后重新犯案，而且一般是回流到这座沿海城市犯罪，被重新抓进这座监狱。这是高墙内的管教矫正体系无能为力的玩偶的阴影姚义秋的童年世界缺少声音：父亲是哑巴。妈妈离家出走，三兄弟中大哥是哑巴，二哥对于淘气的姚义秋，更多用拳头来说话。妈妈离家的时候姚义秋刚刚知事，虽然家里找不到一张妈妈的照片，但他脑子里一直刻着妈妈最初的样子。姚家穷，米饭不够只能吃红薯，邻里乡亲不大看得上他们。春天插秧时，耕田的牛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用锄头挖地。到姚义秋读书的年纪，家里连一个学期二十块钱都拿不出来，他只念了一学期的书就回家打猪草、做饭。生长在全是男人的环境中，姚义秋习惯了使用拳头，却一直渴望有个姐妹。直到十五六岁时，大哥找了个身体残疾的嫂子，家里才有了女人的气息，但这点弥补来得太迟，姚义秋已到了出门打工的年龄。童年时，崔凯和外公外婆呆在甘肃白银市下面的村庄里，他3岁时没了父亲，母亲一直在城里卖服装供养他和弟弟。母子只能个把月见上一面。每次的见面和分别，距离都扯动着崔凯的心，到现在他都记得，那时最向往的事就是和母亲在一起。9岁那年，他真的进了城，和母亲住在一起，却发现自己仍然像是孤身一人——妈妈忙于生计，没时间理他。他像在乡下时想念母亲那样，开始强烈地想念外公外婆，只要有时间就回乡下呆着。外公外婆虽然也不善言辞，却能给他更多的温暖，相比之下，妈妈似乎只负责提供食宿。乡下的生活并非全然愉快。童年的玩伴们会有意无意提到崔凯“孤儿”的身份，为此他不止一次地打架。进城后母亲没有心力管束，崔凯打架的习惯变本加厉，渐渐发展为学校之间拉帮打群架。驱动崔凯打架的动力并不是无畏，而是恐惧：“别人打我，我咬着牙说打得好，你等着”，实际上心里唯恐下次遭遇。有时睡着了崔凯也会梦见自己和人打架，打完后被抓，醒来非常郁闷。高考那年，他和一个身高体壮的同学分到同一个考场，从头到尾提心吊胆，出考场后那人果真截住崔凯，揍了他一顿。即使现在回到白银市，崔凯觉得自己的恐惧感也没有消失，为了战胜这种恐惧，他就想法报复回来。在和母亲的关系中，崔凯逐步由淘气犯错误后的挨打，变为反抗，到后来他开始推搡母亲。“初三以后她打不动我了，只能一边骂一边流泪。”很多年中，对于母亲招惹是非的寡妇身份和生计应酬，崔凯甚至有一种模糊的嫌恶和愤怒，同时又嫌恶自己。母子之间的情感高墙，直到崔凯进入现实的高墙之后才有机会拆解。服刑期间，监狱管教干部了解到他的心理问题，出路费安排了母亲远道前来探视。“第一天一小时，第二天两小时。头一天我说，她听，把从小到大，想说的基本上都说了，包括怨。第二天听她说，她跟我讲，妈这样肯定是没做好，但能力范围在那，做不好。妈妈的眼泪像瀑布。我当时撑着，回到监号也流泪了。这次见面后，心结就打开了。”和解之后，母子之间每个月会通信，有机会就打电话。信中母亲问及崔凯以后作何打算，他告诉母亲，出去后要脚踏实地生活。“90后”佘念武是河南光山县人，父母每年到山东打工，过年才回家，祖父母一边种田，一边照顾他。对于聚散离别，童年的佘念武感受特别强烈。过年节父母回来时，佘念武高兴得哭，走的时候又难过得哭。“我哭着不让他们走，他们不说什么，妈妈也哭。”在梦里，佘念武经常看见爸妈回来，带着玩具和衣服，他在这样的梦里才会笑出来。小时候佘念武的学习还好，上初中之中开始泡吧，逃学，爷爷奶奶不知情，只知道塞给他钱，要钱就给，一周给五六十块，佘念武也记不得在网吧里花掉了多少钱。初三上半学期，佘念武辍学了，父母商量接他去山东，佘念武又舍不得爷爷奶奶。到山东后他插班读书，跟不上学业，和父母发生了严重争执，并在十八岁那年离家出走。父母辗转把他寻回来，可他终究还是辍学回到河南老家。直到犯罪前不久，佘念武的生活轨迹，一直在爷爷奶奶所在的河南老家和父母生活的济南之间往返。吴金森的童年看起来要惬意一些。他家住在广东河源，父母和几个亲戚都在珠海打工，父亲当协警，母亲承包饭堂，在城里起了房子，经济条件不错。吴金森小时候在河源和爷爷奶奶生活，之后去珠海上民办学校，寒暑假仍旧时常回到老家。在乡下，他呆不住，问爷爷奶奶要了钱，自己坐火车到处逛，没钱了就被警察遣送回家。吴金森的父母重男轻女，作息时间又和他相反，平日里不怎么管束他，只是不断地给钱。在学校里，吴金森和一帮本地同学一起欺负湖南、四川的外籍同学，这些少年本与他同命连枝：父母都在珠海打工，童年都是留守儿童。吴金森就是“看不得他们跳，听见他们说话大声，就过去打”。打伤了人，妈妈赔点钱了事，告诉他自己没吃亏就好。声名狼藉的吴金森上了当地学校的黑名单，四个月换了三所学校，每到新校，就带一帮人去挑战先前的“老大”。初一他终于辍学了，这是早晚的事，他从小学六年级就由开迪吧的表哥带着吸食冰毒和麻古，几天就要“麻”一次。一直到他入狱前，父母对此都不知情。在张丹丹的调研中，“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与父母分离的时间平均超过8年。按照人格阶段发展理论，当时他们正处在人格形成的矛盾冲突期，而留守或单亲儿童在自我冲突中孤单无助，还受到外界来的心理伤害，几乎不可能打赢这场“一个人的战争”。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9年的调研表明：中国留守儿童严重自卑，对自己的智力和外貌评价偏低，却又有明显的自我中心倾向；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恐怖、偏执、敏感等症状，对父母有怨恨和逆反心理；性格内向容易受欺负，不公平的感觉强烈；容易厌学辍学。陪伴他们成长的，不是温情与引导，而是恐惧与伤害的玩偶。玩偶的阴影，难免会投射到他们的成年人生中。下坠抛物线杨道德成年后的人生轨迹，近似一条逐渐下坠的抛物线。高一辍学后，杨道德在家呆了两年，2007年到深圳，最初做模具学徒，学了几个月，没学会。改学电脑编程，编程课要读一年，他觉得很辛苦，又换成到理发店上班。这个生计他认为还算轻松，但他理发技术始终不太好，赚的工资不够花，他就向家里要。时间长了，他嫌理发赚不到钱，离开理发店到街上晃悠，在罗湖区地面四处贴包小姐广告，替人介绍给卖淫场所，赚取差价。“当时没觉得这不是好事，能赚钱就行，有时候挺多的，一天五六百。”在发小广告时期，杨道德认识了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同乡。杨道德知道他们干拦路抢劫的勾当，却还是入了伙，跟着他们出道一天抢了四个人，得了4000块钱，然后一起去K歌喝酒。10天后他就被抓了，付出11年刑期的代价。“怕吃苦，小时候受宠，爷爷奶奶没要我干过活。感觉自己从来没认真地做过一件事，谈恋爱也是随便谈一谈。”杨道德觉得，这是自己不知不觉中沉沦的原因。他做事很少思量，连去抢劫都没有想过后果，不知道会坐牢。他后悔当初没有继续学做模具，希望以后出狱还有机会。1987年出生的杨道德，还剩5年半的刑期。和杨道德差不多的抛物线存在于多数人的成年经历中。佘念武即是其中之一，在山东期间，曾经到蓝翔技校学开挖掘机，毕业后回到河南老家做城市拆迁。但他嫌乡下寂寞，操作挖掘机太枯燥，半年后终究放弃了这份收入不错的工作。2010年，佘念武到了广州，没有找工作，靠着积蓄和几个同乡四处晃。那年他18岁，出入K厅酒吧，找小姐。到第二年，几个同乡“兄弟”的钱都花光了，又无人想工作，终于想到结伙拦路抢劫的“职业”。他们这个抢劫团伙全部由当年的留守儿童组成，越抢越胆大，在六次作案之后被端掉了，“兄弟”们全都进了监狱。由于脑筋好使，佘念武在团伙中起着“军师”作用，被定为主犯，获刑14年。崔凯的人生，则像是一块表层光滑的冰面，突然破裂。2006年崔凯考上了兰州大学计算机系，大学时代崔凯和同学们的关系有所改善，不再打架，靠勤工俭学支付自己的学费。从前的自卑敏感看似减弱，却以别的方式显现——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崔凯总是放不开。临毕业前崔凯没有四处应聘，而是拿到毕业证后回家呆了四个月，在亲戚的煤场看厂，“熟悉社会”。家人看着心急，安排他到广州另一亲戚开的酒店做客房部主管，在这里崔凯遇到了一位深圳来的老板请他去公司做电脑设计。2011年制造业不景气，崔凯失业了，开始跑人才市场，应聘到一家国有远洋贸易公司设计部，工资1500元，开始也就打杂，一年多后才有了设计产品的机会，薪酬增长，也渐渐受到重视，成为实际上的设计主管。崔凯没有多少烟酒娱乐的花销，一年下来有了10万元积蓄。手下一位员工对崔凯心有龃龉，这人身材高大，崔凯唯恐和他正面冲突。一天晚上，同事们一起K歌，那人喝酒后走到崔凯跟前：“要不咱俩练练，我看你很不爽”，接着就开始动手。刚开始崔凯不敢反抗，但对方不肯罢手，一瞬间高考那次面对大个子同学的恐惧又浮现了：“非常愤怒，心想一定把他打趴下，让他看看我发了火是怎么样。”崔凯随手抄起一个红酒开瓶器，直接捅进了对方眼里。同事的眼睛瞎掉了，崔凯走进了监狱，并把所有积蓄赔偿给对方装假眼。在狱中，崔凯还常想象着出狱后再揍那人。直到妈妈前来探视，他才平息了心底的愤怒，那时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愤怒并不源于“个子将近一米八”的同事，而是自童年起深藏心中的恐惧在那一刻爆发，使他的人生急剧坠落。在这些农民工犯人中，何涂源是不多的“成功人士”——曾和人合伙开有加工厂。1981年生于湖南祁东县乡下的何涂源，一岁时母亲就因心脏病过世，父亲和5个姐姐照顾他成人，身为幼弟，他深受姐姐们的溺爱。15岁那年，何涂源辍学到东莞跟随姐夫在工地上干活。他“不喜欢累，吃不了苦”，没干多少活儿，一年后去惠州电子厂上班，拿着三四百元的工资又觉得不够花，没意思，回湖南家乡呆了两年后，去另一个姐夫的采石场里帮忙。没多久他就觉得家乡沉闷，要趁年轻跑一下，再次到了东莞。20岁那年，“喜欢混社会”的何涂源在自己的胳臂上纹上了一条龙。他跟人修过一阵子发电机，逐渐取得老板信任。四、五年后，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抛光机蜡加工厂，每月收入达到三四万元。这期间何涂源也成了家。生意兴旺，日子愈发多彩起来——他认识了各路老乡，有开赌场的、有贩毒的，何涂源混迹其间，“吃喝嫖赌不在话下，冰毒K粉也玩，刚玩时三天两夜不睡觉”。他在外包房，甚至个把月不回家，夫妻感情坏了起来，甚至孩子出生他也没什么感觉。花在厂里的心力少了，他的生意也渐渐下滑。何涂源想过戒掉毒瘾，却不能自拔，每月要花掉一两万在毒品上。如果不是因替人藏匿制毒原料被捕，他可能会把所有家底都吸进去。入狱后厂子归了朋友，妻子带孩子回了娘家，好在二人没有离婚，妻子每月还和他联系，等待剩余两年多刑期后的团聚。何涂源人生线头还有重新搭接的可能，如今回想当初，何涂源一阵阵后怕。在这条逐渐下沉或者遇到外界力量急坠的抛物线中，最常见的情形是不知不觉的滑落。像杨道德那样“从来没想过”是其中常态。即使进了监狱之后，23岁的吴金森也习惯性地回避警官让他“反思人生”的要求，他自认为“年纪小，不知道怎么反思”。这种蒙昧从他们的童年已经发端。2015《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白皮书》显示，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迷茫，对未来没有信心和方向感。迷茫感会一直延伸到他们的成年，没有进入主流的意识，在社会边缘辗转飘荡，很多人或早或晚，一脚踏空。养不好的伤当留守或单亲的孩子长大，情感世界始终有一个无法缝补的破口，令他们无从拥有一份圆满的感情。张丹丹的研究显示：监狱内的留守儿童背景罪犯，结婚率明显低于农民工群体，尤其是暴力和抢劫犯要低一倍左右，绝大多数人成年后的情感都是支离破碎的。崔凯考上大学后，一个家境好的女同学主动接近他，不时给他买东西，崔凯心里喜欢她，觉得把她带在身边很有面子，心理上有满足感，“填补了空虚”，表面却报以冷遇，害怕表白后被拒绝。他的逻辑是：“我喜欢你，你就得对我更主动。”女同学最终失望而去，崔凯遭受重创，“比一般的事更难受，只能克制自己好好学习”。崔凯总觉得自己很多感情表达不出来，不知对谁抒发，亦不知抒发对不对。看看书里写的和电视上演的，他能在心里筹划一百种情节，真正去做，又害怕了，一种办法都没有。入狱后他很是后悔：“再遇到有意的女生，不管成不成，一定要主动。这是进监狱后想通的。”佘念武在老家开挖掘机期间认识了一个当地的高中生女孩，两人谈了恋爱。佘念武失业期间，女朋友考上了大专，劝他找个正经工作，佘念武当时听不进去，两人因此断了联系。 入狱之后，佘念武思念女友，两人恢复了通讯，但在漫长的刑期和分岔的人生道路前面，这段感情终究无疾而终。对出狱后的期待，佘念武最渴望的是有一段好的感情，一个家。但他与这个期待之间，还隔着近10年刑期，和沉重的犯人履历。邓晖似乎从没有放下过对同居女友的敌意。两人1998年在邓晖初次去东莞时相识，直到2005年7月才在一起，当时邓晖在快递公司，女友则在手机厂任主管。女友是四川德阳人，家中八兄妹中排行最末，儿时家里养不起把她送了人，长大后她从不提自己的本姓。女孩出身苦，却难得的开朗活泼，主动追求邓晖，二人常去蹦迪、吃宵夜，两年后女友怀孕生子。邓晖觉得女友同居前后判若两人，什么都要顺着她，让邓晖无法忍受。女友则觉得邓晖寡言少语，性格不好，两人常有争执。邓晖打过女友几次，孩子出生几个月后，两人闹矛盾，邓晖再次出手，女友提出分手。邓晖也不难过：“她跟我说明了，我说你走吧。”两人分手后，邓晖将小孩送回家里由爷爷奶奶抚养。邓晖被抓前3个月，女友忽然打来电话说自己在老家养病，让邓晖给她寄2000元。邓晖认为当时女友要么走投无路，要么是试探他是否还念旧情，他则给出了一生中最“硬气”的回答：“你家里2000块找不到？我有钱，不寄给你。”邓晖回忆说，尽管在同居生活中他曾屡次动拳头，但“扪心自问，我没什么对不起她。”被抓之后，邓晖甚至怀疑遭到女友举报，但内心也知道根本不可能。邓晖被捕后，女友去过刘家想看望孩子，却被邓的祖父母拒之门外。对于女友的敌意，或许潜伏着当年对母亲的怨恨。小时候邓晖偶尔看到其他孩子有父母在身边，觉得自卑。回家问爷爷奶奶：妈妈去哪儿了？一听这话，爷爷奶奶就泪水纵横，邓晖不敢再多问。“当时我一直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你（母亲）走了，把我一个留下。心里想她，又记恨她。”邓晖从前并不太顾念孩子，“他生下来到现在七、八岁，三岁时见过一次，当时我回家乡去看他。以后我五年没回老家。”但现在，儿子是邓晖对高墙外世界最大的念想，“很想他，睡觉要想到天亮。”姚义秋婚恋经历之丰富，堪称一本“教科书”。小时候渴望姐妹的姚义秋，成年后陷入“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的情感泥沼。在福建鞋厂打工时，姚义秋和一位漂亮的湖北同乡姑娘恋爱，在几位追求者中胜出，四年后两人有了小孩，回老家办了结婚。他与妻子感情融洽，但同时却不断地和另外的女人产生纠葛，甚至追求妻子姐夫的干妹子。风言风语让妻子伤了心，两人协议离婚。妻子去广州打工，重交了男友，姚义秋则去了河南，承包工程赚到几十万块钱，更加一发不可收拾：那些年与他同居过的女子不止十个，最短的几个月，最长的三四年，“很多是玩玩”，但让他至今“念念不忘”的仍然有四五个。姚义秋曾和一个离过婚的女子同居，还想介绍她到建筑工队，被老板娘以影响不好为由拒绝。姚义秋因此辞职，过后这女子介绍姚义秋和她叔叔合伙包工，姚义秋不识字，合同上签署的都是女人叔叔的名字，结果姚义秋投入了手上所有的积蓄，却没有权力参与结账。姚义秋这才明白自己被坑了，即使如此，这位女子去九江打工后，姚义秋仍然赶去看她，看到她另有了人才作罢。尽管用情不专，姚义秋最在意的仍是妻子。妻子去广州后，姚义秋仍然给她父母打电话，想争取妻子回来。姚义秋有一张妻子的照片，在狱中仍会时常翻看，“想起她，心里就难受，错在我”。如今，和儿子的联系是姚义秋难得的安慰，也是和妻子之间唯一留存的线索。“他性格活泼，打电话的时候，有时会说想我了，但他跟妈妈关系更好”。当年在孩子刚出生时，姚义秋曾经屡次和妻子商量让孩子呆在身边。“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母亲不在身边。孩子在一起，感情会好些。”可惜妻子要出门打工，孩子最终被送回乡下外公外婆抚养。回忆往事，姚义秋猜想，“如果小孩带在身边，可能两人不会分手。”隐忧的链条最近，邓晖接到了老家爷爷奶奶托人写的信，说家里没钱，拿不出曾孙上小学的费用。爷爷奶奶都已年过七旬，没有收入，邓晖回信说，实在没钱，就不要让小孩上学了。这是从事心理矫正的管教干警最担心的事情。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入狱之后，孩子不仅成为第二代留守儿童，而且抚养他们的老人日趋衰老，辈分间隔更大，经济情形更差。八岁的孩子很可能像邓晖当年一样在三年级辍学，继续重复父亲的轨迹。这是一条隐秘的链条，在隔代之间传递，超出了监狱心理矫治体系的边界。监狱内的犯人年龄不少是70-80后，留守儿童的代际传递正在他们入狱前的儿女身上发生。和父母当年近于无声无息的成长不同，6100万留守儿童的社会现象，包括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心话题。从2006年开始，陆续出现研究留守儿童犯罪的学术论文，以及政法机关的专题调研。但这对多数公众还是一个新生话题，甚至有些耸人听闻。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曾透露，从2000年以来，中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儿童”违法犯罪问题已经不容忽视。此外，本世纪初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曾经有一个统计，当时未成年人犯罪率约占犯罪总数的70%以上。这两个并无直接关联的数据被媒体和公众有意无意地归并，造成“留守儿童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这个流传甚广以讹传讹的说法。实际上，在一些地方的调研中，确实发现了留守儿童犯罪率高出普通儿童的现象，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010年抽样调查显示，该省留守儿童犯罪率高达近13%，高出普通儿童11个百分点。但在全国层面并无相关数据。主持完成2015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的李亦非称，调研中并未确证小学生的留守背景与犯罪几率有直接联系，但留守儿童在成年后，出现犯罪的几率会更高些。这个问题眼下尚未进入公众视野。这和监狱管理方的担心一致。一位管教狱警判断，留守儿童背景的犯罪尚未到达高峰期，因为中国打工潮出现在1995年前后，留守儿童现在大都在20岁以下，“他们成年之后进入社会，才是更令人担心的时期”。相比起1980年代的早期打工者，90年代进城的民工普遍没有原始积累的机会，缺乏将孩子接到身边安置或者回乡创业的能力，因而留守问题在他们的孩子身上会更趋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张丹丹研究的犯人群体大体处于75后到90年代前期出生的阶段，在这个时间段，普通农民工群体的留守儿童比例只有9%。而在她2011年做的九个省农村入户调查中，留守儿童比率已经上升到43%。联系前述“农民工服刑人员留守比率远远高出普通农民工”的调研结论，预示着未来成人犯罪的前景更不容乐观。*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中所有犯人均为化名。*本文选自袁凌所著《青苔不会消失》一书，原标题《高墙内外的“留守”》。转自公众号“中信书院”
大眼李哥/文沈从文1949年3月，人们总说春天来了。可北平的风筝还没飞上天，护城河的冰还没化完，沈从文已自杀了两次。那时大军已隆隆进城，那时北平还剩下六个月就将改名北京，沈从文惴惴不安地住在中老胡同32号，就是那座光绪的瑾妃给娘家人买的私宅……已被人间烟火刷成了一处大杂院。沈从文每天和朱光潜、闻家驷等三十多名教授挤在这所北大宿舍，抬头可见北大红楼，抬头也可见电源插头，他想了想，就把手伸过去，伸了过去……长子沈龙朱忽然发现，一脚把他踹开，拔掉电源插头。这个月沈从文自杀了两次。另一次，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用刀片切开手腕和脖颈的血管，还喝下一些煤油。人们敲不开房门，破窗而入。清冽的风吹跑了一些煤油味，血泊中的沈从文失声痛哭。一切皆有伏笔。自1948年3月郭沫若写了那篇《斥反动文艺》，沈从文就被定性“桃红色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红色文学逻辑是这样的：沈从文怎可以在《边城》里歌颂翠翠的三角恋呢，怎可以在《萧萧》里让被压迫的童养媳跟流氓无产者花狗搞破鞋还怀上孩子呢，怎可以把吊脚楼的妓女、船妓当主角且有血有肉呢……重要的是，沈从文竟然公开喊出“反对作家从政”。汪曾祺幽幽地说，这是对沈从文的“致命一击”。汪曾祺沈从文开始念念叨叨，“郭沫若对我很不好，他对我很不好……”竟而精神失常了。家人也对他不好，张兆和抱怨他拖家庭后腿，次子沈虎雏干脆说“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生什么病不好，偏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在欢喜时代，不可以得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病。沈从文在精神病院呆了一阵子，出来后，去了历史博物馆。组织上让他打扫女厕所。有人说是对作家的侮辱。沈从文却说：“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他们知道我政治上不可靠，但在道德品质上可靠！”文艺人说这是沈从文的幽默，自作多情了，这是他痛定思痛……多年以后，沈从文还记得多年以前他哆哆嗦嗦走在午门城楼上那无数个凛冽的冬天，城楼上刮着从煤山而来的刺骨穿堂风，零下十度，并不许烤火，他想了想，开始学习《为人民服务》。他说“我要保持耐心和持久热情，这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身体折磨次要，改造思想才是目的，组织上成功了。那股穿堂风穿透了湘西男人的封建思想，穿透了他在大城市形成的反动文艺观，终于在1968年12月，凝聚成一份诚恳的检讨稿，“我的生命是党所给我的，能少做错事就好了……”只是，每天关门时，他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暮色四垂的北京城，默默说“我明白我的生命实在是完全的单独，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这份内心独白写在一封未发出的信里。幸好未发出，发出了，就是“用个人孤独来对抗组织”。一个作家死了。他无法解决“我的生命是党给的”与“我明白生命的隔绝”的逻辑矛盾，就死了。自郭沫若那篇《斥反动文艺》后，沈从文再没写出过一篇小说。有一天，领袖心苗一动，希望他重返文坛。他也满怀热情开始蕴酿新小说，可一动笔，就不行了，试过很多种方法都不行，像极一个阳痿的男人，到处找神油也不行。沈从文说：过去写作由一个“思”字出发，此后却必须从“信”字起步，看来，我终得把笔搁下，这是一代人必然结果。这声哀叹，飘飘荡荡穿越午门城楼，在历史穿堂风中不甘心地打着旋儿，像漫长的监斩候，经年之后，一颗人头落地。报载：1985年，几名记者访问沈从文，聊起文革中打扫女厕所，女记者说了一句：“沈老，您真是受委屈了”。83岁的沈从文忽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什么话都不说，就是哭，满脸鼻涕眼泪地大哭，像终于找到大人倾诉过往委屈的孩子。所有人都惊呆了。但这才是沈从文的真实流露，他再不哭，就来不及了。三年后，沈从文去世，脖子上隐见刀割的痕迹。那天，汉学家马悦然打电话到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死询，中国文化参赞竟不识沈从文，连声问“谁，这人是谁”。沈从文，还不如他脖颈上那道伤痕更让人容易记住。作者青兮写过两个细节：一，他甚至产生了幻觉和幻听，总觉得自己被监视，担心隔墙有耳，因此说话时声音放得很低很低，还时常独自叹息：“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二，3月28日上午，沈从文将自己锁在房里，用剃须刀划破颈部及手腕的脉管，窗外路过的人们，听到里面有个人不停念叨着：“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我年轻时以为，沈从文多写点无产阶级革命作品就好了……直到我知道“山药蛋派文学”鼻祖赵树理之死。与沈从文不一样，赵树理很红，深得郭沫若赞赏，文化部长周扬在全国创作会上公开赞扬“全国没有一个人在农村题材上超过赵树理，他是铁手，他是圣手”。可赵树理免不了“喷气式”批斗，双手反剪得高高的，被一脚踹出，飞行了一小段，狠狠砸在坚硬地面。造反派踹断他两根肋骨，肋骨又扎伤肺叶，引发之后数年无休止的感染。赵树理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还得通宵写检查。冷，靠在火炉前，困，用胳膊强撑着小桌子一字一字地写。他心中坚信，党是会来救他的。可是有一天，江青同志说“这个人坏透了”。赵树理就被半夜押走，眼睛蒙着黑布，在山西各地进行巡回批斗……整整四年，活像一只猴子供人观瞻、殴打。有一天，造反派想起赵树理写过《三关排宴》，说“现在让你过三关”，令他站上三张桌子叠起的高台认罪……刚站上去，造反派一脚就踹翻桌子，人摔下来，髋骨当即断了。这一天，女儿去看他，他正一手捂着被打断的肋部，一手毕恭毕敬地抄写着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他说“有机会就把这个交给党的领导，党会明白我的……”四天后，赵树理就在批斗中休克过去。等醒来，睁着眼，喉头发出怪异的声音，也不吃饭，无论家人怎么劝也不吃，死了……无论小情调的沈从文还是大红色的赵树理，至死相信组织会救自己。也许不信，但假装信，跟一场虐恋一样，爱情如大火燃烧在文坛，人人都想烧出几颗舍利子。还有“荷花淀文学派”创始人孙犁，延安鲁艺和晋察冀边区日报的干将，却被抄了六次家。这一天他又被抓去批斗，受不了羞辱，拧下灯泡把手伸进灯口去。幸好巨大的电流把他整个手打了出去。老伴赶紧拉住他，说“咱可不能死呀，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十年过了看高低，咱得活着看看这个世界。”孙犁侥幸活下来。对了，如果孙犁被电死，后来也没机会提携一名籍籍无名的作家了，这作家后来得了诺奖，是的，莫言。莫言之所以写了这么久才进入到莫言，是为了交待一下作家的生长背景。提起生长背景，中国人脑海总浮现“山东潍坊市高密县……”这行政属地的绑定很古怪的，一个作家生长于高密还是新乡不重要，重要的是生长于什么性质的创作环境。最近莫言被批判“污辱先烈”“美化侵略者”“攻击伟大领袖”，这跟沈从文被攻击“反动文学”，赵树理被打成“大毒草”，孙犁被查抄“反党内容”没什么两样……是这片土壤题中之义，此地文脉有股子邪恶基因，注定了中国作家的整体命运，看看稽康，苏东坡，金圣叹，吕留良，老舍，白桦……很多正直的朋友拍案而起，怒斥毛星火之流“岂容宵小横行，不能再回到那个时代”，尴尬啊，都不敢明说“那个时代”是哪个时代，证明大家一直还活在那个时代，更尴尬，人们很快扒出莫言曾公开指出：“现在很多人否定毛泽东，把他妖魔化，这是蚍蜉撼树，他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你否定得了吗，他那种胸襟、气势你写得出来吗，他那狂飙一样龙飞凤舞的字体，你写得出来吗，把一个伟大人物丑陋化是缺少理智的，一个知识分子重要的立场就是要承认历史，你不能以为自己比古人更高明，1941年你在哪里？你在那时能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吗？一些公知扮演了一种高于一切的角色，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良知代表，这十分可笑……”十一年前，莫言老师向知识分子扔出的一把杀手锏，十一年后，被毛星火扔回来一把回旋镖。跟当年老舍批判胡风，十年后又被红卫兵同样批判，一样的。一个莫言粉丝说，“毛星火攻击莫言，这是大是大非的立场，我们要站稳了……”真是莫言的忠粉，动不动就要求对方站稳了、站稳了！弄得跟查酒驾的交警似的。问题是莫言老师与毛星火的立场并无不同，大水冲了龙王庙。夹头攻击莫言，胡锡进力挺莫言，不过是一体两面的争宠游戏：二姨太说甜粽子不利于老爷健康，三姨太“呸，咸粽子才是穿肠毒药”，就这么回事。有人认为莫言说了些假话，无伤大雅。但莫言在香港公开演讲：“我认为讲真话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讲真话，就势必要讲假话”。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莫言老师？撕裂以及纠结了，一边说“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一边说“不能把腐败的原因完全地归罪为体制和社会”……又有人又扒出莫言之前对伟大领袖多有不敬之言，不亚于毕福剑。正是：开会时的司马南，酒桌上的毕福剑。我对批评莫言没什么兴趣，靠高仿《百年孤独》的他本也不是那个年代最有才华最诚实的作家。虽然营销号不断伪造莫言金句和真话，实际上疫情时他没说过真话，水灾没说过真话，以农村题材著称的他甚至连山东老家出了那么多事，也没说过一句真话……这十年来，事实上我对莫言尚存善意，只是客观分析这片文学土壤的神奇。中国文坛，除了方方、阎连科等极少数硬骨头拒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大部分作家连沉默的权利都屁颠颠上交给组织，有点像主动献肾。李敖说：作家应该像妓女，顾客要什么姿势你就得学会什么姿势。李敖本意说写作不能只靠灵感，不能只会一种孤技。我倒觉得：中国作家一直本就是妓女，官家需要什么姿势，他们就熟练掌握什么姿势，从不对官家说今天没性欲，不借口生理周期，一直很润滑，随时高潮期。这方面郭沫若同志做得是极好的，请看诗歌：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奋不顾身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斯大林元帅，我向你高呼万岁！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秋，以宇宙的生命为春！空间不能限制你的伟大，时间不能限制你的长寿！你已活了七千亿万恒河沙数地质年！你还要活七千亿万恒河沙数天文年！你是无穷尽，你永远无穷尽！放眼宇宙，唯有郭老把诗歌写到了叫床的境界。同志尚需努力！郭沫若这么一个“文坛领袖”，在儿子被批斗时，竟不敢向坐在身边的总理求救，他想奉献自己的舍利子，却等来儿子的一盒骨灰。所以，你悲伤地明白了，为什么沈从文要在检讨上写“解放后，我就想做一条不太让人翻动的被文火慢慢煎的味道还过得去的小鱼，有朝一日以便对人民有所贡献”……明白了，为什么赵树理临死前还在一字一字抄写《卜算子.咏梅》，念叨“党会明白我的”……明白为什么鸳鸯蝴蝶派泰斗周瘦鹃为免受冲击，把毛主席送的芒果供在显眼处，最终因为不小心用红宝书抵在有疾病的臀部，被红卫兵批斗，一跃而入家中老井。中国文坛，就是这么一口深不可测的老井啊……你探头过去，看得到周瘦鹃那张憔悴的老脸，看得到沈从文在午门上哆嗦地走着，看得到赵树理像喷气式般贴地飞行，看得到毛星火一脸狰狞攻击莫言，而莫言一边悲悯写在土改中被镇压又轮回为畜的地主，一边夸着启动这次土改的领袖伟大胸襟和磅礴气势……理解莫言，成为莫言，超越莫言，慢慢地，大家都在那口井中。我的文学阅读，是始于手抄本的。除了世纪经典黄色小说《少女之心》，还看过一个鸡汤爱情故事：一个小伙在西湖救了一个落水的姑娘，于是俩人相爱，相约赴美留学。可小伙父亲从中作梗，迫使姑娘只身赴美，而小伙在国内和另一个姑娘结婚。头一个姑娘不忘婚约，排除万难归国时，发现小伙另有婚配，姑娘大为伤心……经过情感斗争，远赴祖国的大西北参加生产了。我长大以后才知道，就这么一个人畜无害的地摊故事，作者张扬却被抓了起来。江青同志大怒，中央成立专案组，下令枪毙作者。你肯定不明白为什么要枪毙一个三流言情作者，也许因为女主美化了敌国，还提到周总理，海里面正在搞斗争……张扬受尽磨难，即将执行枪决时，幸好“四人帮”倒台，作者才免于一死。懂行的人知道，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次握手》。抄来抄去，传来传去，长度版本各不相同，还出现《浪花》《归来》《氢弹之母》等奇形怪状名字。北京一名工人看了一个没开头的版本，不知叫什么名字，随手贴了张纸条，写上《第二次握手》，工人宿舍里抠脚大汉和爱抹雪花膏的女人们传看着，传看着，成就了一段传奇。看，小说本身内容，远不如小说诞生的过程具有文学性、思想性、时代意义、人性深处的幽暗……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什么是外国文学呢？不谈英美文学了，陈殿兴先生写过很多俄罗斯文学史，让我们聊聊万恶的沙皇时代：一， 普希金经常讽刺亚历山大一世，参与秘密社团发表反动言论。沙皇忍无可忍决定流放普希金，内容：下派到南俄某移民监护委员会任职。是的，换个地方当公务员。普希金拿着沙皇发的工资在南俄继续花天酒地，继续讽刺沙皇。沙皇勃然大怒，下令把普希金换一个地方流放：普希金母亲的庄园。但普希金仍可以外出打猎，行动不受限制，可以继续发表作品。二， 19世纪沙皇时代没有一个作家因作品而遭判刑，因为几任沙皇都觉得，要是因作品把作家给判了，在欧洲皇室圈，挺丢人的。那些被抓的作家都是因为直接参与推翻沙皇行动，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车尔尼舍夫斯基。前者还在监狱里写了小说《小英雄》，后者还写了《怎么办》，奇怪地都获得了发表。三， 托尔斯泰一生都在抨击沙皇制度甚至沙皇本人，在俄国形成“两个沙皇”的局面。他死后，家人失去生活来源。托夫人求助于沙皇。沙皇就向议会动议，由于家人报价太高没被通过（奇怪，怎会有跳出来阻拦的议会），沙皇就折衷，每年资助一万卢布，这相当于20名俄军上校的年薪。四， 果戈理旅居意大利写反抗沙皇农奴制的《死魂灵》时，发现没钱了，就写信给沙皇。很快，他收到沙皇5000卢布的资助，这相当于10名俄军上校的年薪。后来，凑不要脸的果戈理又把钱花完了，为让他写完《死魂灵》，宫廷女官斯米尔诺娃替他向沙皇求情，沙皇又给他3000卢布，但每年只付1000卢布，免得又被果戈理一次挥霍完。看了沙皇时代的文学史，就明白为什么俄罗斯井喷式涌现那么多伟大作家，也明白了为什么沙皇必然倒台，一家子必然在地下室被杀死。还是烧制舍利子好，璀璨，光鲜，供人学习参观，引入日新月异的AI技术就更好，无需动员，自动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李承鹏/文 于2024年3月6日（感谢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凤凰网，中国青年出版社）
来源：财新网 作者：王和岩背凳子、捆绑、抹芥末、胶带拔腿毛、PVC管子殴打、老式电话摇把子电击、生殖器吊重物、毛巾敷面浇水……五年前，身为警察之子的孙任泽遭长时间暴力逼供致死。八名警官获刑后多人上诉：刑讯逼供是职务行为还是故意伤害？庭审中，任亭亭数度伏案长泣；休庭前，任亭亭突然从公诉席上站起来，冲台下八位嫌疑人大叫：“杀人犯，我不会原谅你们。”被告席上一阵骚动，审判长忙出声制止。年逾五旬的任亭亭，家住新疆自治区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伊宁市，其丈夫曾是老资格的警察，后因公殉职。其独子孙任泽，2018年3月27日因涉嫌寻衅滋事遭刑事拘留，被羁押于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看守所。2018年9月27日凌晨，孙任泽在伊犁州霍城县看守所接受警务人员长达七个多小时审讯后昏迷，之后辗转多家医院ICU。11月9日，一直未能醒来的孙任泽终告不治身亡，时年不满31岁。警方称孙任泽是审讯中要求喝水结果被呛导致昏迷，审讯人员没有责任。目睹儿子在病床上遍体伤痕、人事不省的任亭亭无法接受这样的结论。此后五年，她顶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为儿子不明不白的死四处奔走，终于迎来真相大白的时刻。2023年11月6日，一起警务人员暴力逼供致人死亡案，由伊犁州奎屯市法院悄然宣判，八名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一审被分别判处3年至13年有期徒刑。该案八名被告人白震华、何德富、吴学民、刘献永、师东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徳，均为伊犁州公安局及下辖各市县公安局干警：白震华，生于1976年8月，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支队长；何德富，生于1962年11月，奎屯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原副大队长、四级高级警长；吴学民，生于1986年12月，霍城县公安局原副局长、清水河分局局长；刘献永，生于1991年5月，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情报信息大队原三级警长；师东华，生于1983年8月，新源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原教导员；靳博文，生于1985年1月，霍城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原副大队长；崔亮，生于1985年7月，霍城县公安局经济侦査大队原副大队长；朱生徳，生于1976年10月，巩留县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侦查大队原大队长。奎屯市法院查明，被告人白震华、何德福、吴学民、刘献永、师东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德，在五年前的一起涉恶团伙专案办案中，实施捆绑、悬吊、殴打、浇水等暴力行为，致被害人孙任泽死亡。法院认为，八名被告人作为从警多年的公安干警，应当能够预见行刑逼供可能导致的后果，但为了获取证据，刑讯逼供，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触犯《刑法》故意伤害罪相关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构成故意伤害罪。一审宣判后，白震华、何德富、吴学民、刘献永、朱生徳等五名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目前在伊犁州中级法院二审中。“警察说人是喝水呛死的”任亭亭记得，2018年9月27日晚上8点多，她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官崔亮，说霍城县公安局领导要见她，让她一会儿跟他们走。自多年前当警察的丈夫因公殉职，任亭亭一直独居。眼看天色已晚，任亭亭没有应允。约半小时后，崔亮开着辆非警用三菱车来到任亭亭家所在小区，双方在大门口见面。崔亮说，领导找她了解情况。任亭亭坚称明天自己才能去，期间，“崔亮不断到远处打电话，时间很长”。六个月之前的2018年3月，任亭亭的儿子孙任泽因涉嫌寻衅滋事，被伊宁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后被逮捕羁押在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据任亭亭介绍，孙任泽是家中独子，自幼备受宠爱，上初中时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梗去世，没了父亲的管教，孙任泽日渐不驯，虽然后来上了警校，但并未从警，一直做生意，开酒吧。据财新了解，孙任泽喜欢交友，往来大多是成分比较复杂的社会人，前些年也曾“几进宫”。任亭亭与警察僵持到10点半，警察坚持要立刻出发，任亭亭只好叫上此前给儿子请的律师陪她前往霍城。邻近子夜，进入霍城县，车径直开到霍城县第一人民医院（又称霍城县江苏医院）门诊大楼前，崔亮让任亭亭、律师去二楼ICU，自己没有进去，远处还站着一个人。后来任亭亭得知，那人叫吴学民，时任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到ICU门口，我的腿都软了。”任亭亭说，“我儿子盖着被单，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我哭着叫任泽、任泽，没有任何反应；右臂露在外面，手腕、肩胛骨各有一道淤青紫红伤痕，深深凹下去。我一把拉开身上的被单，我儿子全身赤裸，左臂打着夹板，小腿一道道伤痕，好多血痂，睾丸处红肿……”任亭亭说，后来她才知道，肩胛骨和手腕上紫红色伤痕，是被用军带捆绑长时间悬吊造成的，血痂是电击后留下的。“我问他们左臂是不是骨折了？他们说我儿子喝水被呛倒在地下，他们往起拉就脱臼了。”警方拿出保外就医单让任亭亭签字。任亭亭记得病历称有侦查人员反映，9月27日凌晨嫌疑人要求喝水被呛后倒地，患者几天没有吃饭，精神状态很差。“这么多外伤，病历为何不写？”任亭亭质问。崔亮此前所说的霍城县公安局领导一直未出现，吴学民说领导不在县里。任亭亭拒绝签字，“吴学民很着急，走来走去，不停打电话，像热锅上的蚂蚁”。半夜两三点，任亭亭回到伊宁的家。“我大姐一直在等我，我全身发抖，哭着跟大姐讲了这个事情。”任亭亭说，这一夜她和家人没和眼。天亮后，任亭亭和家人、律师又去霍城县第一人民医院。ICU门口站着辅警不让进，任亭亭找到参加抢救的马某娜医生，“她一听我是孙任泽的母亲，说我啥都不知道，拔腿就跑。我追上去拦她，说你也是做母亲的人，看见自己的儿子成了这样，难道不该弄清楚吗？她说你去找院长吧”。任亭亭没找到院长，参与抢救的医生告诉她，警察说人是喝水呛死的，胳膊是他们抢救时脱臼的。几经交涉，霍城县公安局领导终于答应下午见他们。任亭亭和律师来到公安局，“任何东西不让带，全身上下搜了遍”。当时还担任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白震华和霍城县公安局的徐姓纪检书记见了任亭亭，接待律师的是霍城县公安局主管刑侦的王副局长。“白震华一上来就套近乎，说他在伊宁县公安局工作时，我老公是他们的老领导。”对于孙任泽的情况，白震华的说辞和送医警察的说法一样，还说手腕、腿上的伤是戴手铐脚镣造成的。“我一听就知道是说假话。我儿子是犯罪嫌疑人，又不是死刑犯，在看守所怎么会一直戴手铐脚镣？”任亭亭提出要看视频监控，起初白震华说有监控视频，但不可能给她看，后又改口以后再说。王副局长则答复律师，想看视频需要请示。“我们尽全力了”9月29日，孙任泽出事第三天，医院院长告诉任亭亭，他们请了乌鲁木齐新华医院ICU主任过来会诊，患者已经是脑死亡，即使抢救过来也是植物人。任亭亭回忆，她问儿子身上一团一团青紫是不是抢救时电击造成的？院长说，人来的时侯都没呼吸了，还电击什么；她提出要看接诊病历，院长说医院做不了主，需要公安同意。而她在院长办公室交涉的过程中，吴学民一直站在门口，“之后凡是我和家人去医院看望儿子，或找医生咨询情况，一直都有警察在场、跟随”。也是这一天，任亭亭向伊犁州政法委、公安局纪检组、检察院等单位送交了控告材料。10月3日，孙任泽病情危重，气管被切开。任亭亭和家人到医院，ICU里外守着六名警察或协警，不让他们见。“我说患者家属有探视权，医生说要公安同意才行。协警推我大姐，我大姐双手本能的向前抓，协警就说我大姐打他，我大姐都快70岁的人。”任亭亭说，“警察对着对讲机叫喊，哗啦冲上来十几个警察，一下子把我们团团围住。”他们被带到当地的一间派出所，听任亭亭说明情况后，派出所警察很同情她们，也没为难她们。任亭亭又去政法委、公安和检察院等单位，讨要探视权。经协调，她和家人被允许一周探视一次，每次一小时。10月12日，孙任泽出事整整半个月后，被转到伊犁州友谊医院。友谊医院位于伊宁市，是伊犁州两所三甲医院之一。这期间，孙任泽已出现肾功能衰竭、肺部感染等多种危重症状。任亭亭回忆，伊犁州友谊医院主治医生告知她，患者情况很不好，人说不行就不行了，让家属要有心理准备。自从孙任泽转院，任亭亭每天都去友谊医院看望儿子，尽管只能隔着玻璃远远望着ICU病房里人事不省的儿子，她还是满心期盼奇迹出现。11月6日，任亭亭来到伊犁州友谊医院，ICU主任郭医生和自治区专家对她说，医院已经尽全力抢救了，但患者情况很不好，全靠意志活着，分分钟都有可能去世，你要有心理准备，“其他的事，你该怎样就怎么样，这是你的权利”。“我理解她的意思让我该告就告，该反映就反映。”任亭亭说。三天后，2018年11月9日，在ICU抢救43天的孙任泽终告不治身亡。“我就想要个真相”孙任泽出事后，伊犁州警方也有积极作为。孙任泽转院伊犁州友谊医院后，伊犁州和霍城县公安局就提出民事补偿方案，“前提是家属认可警方没有任何过错”。任亭亭回忆，2018年10月22日，伊犁州公安局纪检组将她叫到州公安局信访办。“吴学民、崔亮、霍城县公安局督察大队毛督查等都在场，毛督查说经过调查，孙任泽的死警方没有责任，但可以给我们一些司法救助，我没有答应。”任亭亭说，后来在律师办公室，白震华、霍城县公安局徐姓纪检书记和毛督查又提出可以为她家争取80万元的司法救助，但她坚持必须是国家赔偿。任亭亭记得，2018年12月或2019年元月，伊犁州公安局局长助理陆建军和白震华称到任亭亭家来。陆建军早先在伊宁县公安局工作，曾是任亭亭丈夫的下属。“陆建军说，按照伊宁的标准，救助款很少，为了照顾我们家，州公安局帮着争取到一线城市标准救助，共有90万元。”但任亭亭还是没有答应，她说：“如果我儿子是病死的，或者出车祸死的，随着时间流逝，我的痛苦和伤心会慢慢减轻。一想起我儿子满身伤痕，死得不明不白，时间拖得越长我越痛苦。我就想要个真相：我儿子是怎么死的。”孙任泽死亡当晚，霍城县公安局委托伊犁州中叶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尸检。鉴定结论是多器官功能衰竭导致死亡。至于是何原因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尸检报告只字未提。任亭亭质问法医为何对孙任泽身体外伤不鉴定，“法医说，他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样的鉴定结论，任亭亭没法接受。她委托一家律师事务所向伊犁州检察院申请重新鉴定死因，州检察院接到申请后，迟迟未予答复。任亭亭说，之后四个多月里，自己就像上班一样，每周都去伊犁州政法机关询问进展，连续向自治区政法部门以及中央政法委、最高检察院、公安部等单位快递控告材料。2019年春，伊犁州检察院终于同意进行二次尸检，但鉴定费一直没有着落。为早日揭开儿子死亡真相，任亭亭四处借贷，垫付13.6万元鉴定费。2019年3月8日，受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下称“湖北崇新”）指派，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教授、主任法医师刘良一行飞抵伊宁，鉴定孙任泽死因。6月，伊犁州检察院收到湖北崇新的鉴定报告。7月，州检察院的有关人士对任亭亭说检察院决定对此事进行调查。再无所逃湖北崇新的鉴定报告结论，无论伊犁州公安局还是检察院，至今未对外公布，亦未将其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其鉴定结论无从知晓。但湖北崇新向伊犁州检察院提交鉴定报告后不久，伊犁州政法委接到举报材料，称任亭亭及家人私自接待鉴定机构人员，行贿鉴定人。材料很快批转至伊犁州检察院，任亭亭被检察院叫去接受调查，这时她才知道自己早就被全方位监控，“我与家人、鉴定人的电话往来、银行转账、接触等等，都在警方掌握中”。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司法鉴定人不得违反规定会见诉讼当事人及其委托人。任亭亭辩称，自己和律师当时并不了解该规定，她曾委托律师去机场接送刘良教授一行，任亭亭也通过刘良教授支付了鉴定费，这都成为警方指控其程序违法、鉴定报告不能采纳的理由。“（鉴定人）本来应该是检察院负责接送，但他们把这件事推给了我们；我请检察院转交（我垫付的）鉴定费，他们让我直接打到刘良教授提供的账户。”任亭亭说，对举报信中罗列的任亭亭涉嫌违规违法线索，伊犁州检察院都逐一做了调查，还派专人去武汉核实鉴定费问题。鉴定费的问题搞清楚了，任亭亭称，警方又在孙任泽的死因上做文章，称孙任泽曾患有癫痫，审讯中因癫痫发作倒地，不治身亡。这次警方拿出了证据，孙任泽2006年被劳教时，任亭亭欲为儿子办理保外就医，曾在警方做过问讯笔录，并提交了孙任泽罹患癫痫的假材料。任亭亭承认自己当年救子心切，说了假话，但当年警方带孙任泽先后到伊犁州三家医院进行检查，未予确诊其患有癫痫，孙任泽保外就医申请因此被驳回，三年劳教期满方被释放。这之后，孙任泽2015年的一桩旧案又被重提。任亭亭介绍，2015年时，孙任泽曾帮商人张怀远要账，与同事将债务人邓雪飞弄到一家宾馆看管起来，期间邓雪飞从看管地坠楼身亡。张怀远、孙任泽等人被法院认定犯非法拘禁罪，因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获得谅解，所有被告人均被判为缓刑，其中孙任泽被判三缓四。“伊犁州公安局一个姓肖的女干部，曾专程上门半是劝说半是警告我，人死不能复生，让他们赔些钱算了。刑警队都是搞重大案件的，那么强势的部门，你能斗得过？再告下去，把2015年的案子扯出来，对你家很不利。”任亭亭说，之后就传她给主审法官送了钱，儿子才被从轻处罚。她没有理睬，继续奔走申诉——当时她只以为，翻出几年前的邓雪飞坠楼案，是为了阻吓自己追索真相，尽快拿钱闭口，直到2023年7月公开庭审中她才得知，2018年全国性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后，当年3月伊犁州警方相继抓捕了一批涉黑人员，孙任泽被认定为其中一起“伊犁扫黑除恶第一案”的团伙成员。但包括涉黑案主犯在内的多名嫌疑人归案后，审讯进展缓慢，迟迟未能取得关键证据。为拿下该案，邓雪飞坠楼案被警方确定为突破口，而作为邓雪飞案重要当事人的孙任泽，也成为警方重点审讯对象。对孙任泽刑讯逼供，正是为了获得他们想要的口供。在反复中，一直拖到2022年，孙任泽案才有了进展。因任亭亭与鉴定机构人员私下接触，警方质疑湖北崇新鉴定结论的公正性与合法性，伊犁州检察院重新委托广州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孙任泽死因进行第三次鉴定。2022年3月10日，中山大学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报告，认定孙仁泽符合“因患有心肌桥、左冠状动脉轻度粥样硬化而致急性心功能障碍，后继发重症肺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其生前所受外伤可诱发或促进其死亡进程的发展，为辅助死因。”2022年4月1日，经伊犁州检察院指定，白震华等八名涉嫌刑讯逼供的嫌疑人由奎屯市检察院继续侦查。4月3日，吴学民、刘献永、师冬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徳等六人，因涉嫌刑讯逼供被指定监视居住，同年4月17日被刑事拘留；7月18日，白震华和何德富也因涉嫌刑讯逼供被刑事拘留。直到此时，任亭亭才知道，从儿子孙任泽被送到医院抢救直至死亡的43天里，伊犁州警方安排“日夜守候”在医院的刘献永、朱生徳、崔亮等干警，“竟然就是涉嫌刑讯逼供致孙任泽死亡的凶手”。“他们名为看护，实则监视我和被害人家属的一举一动，严防警方内部知情者或医护人员与我们接触。”面对记者，任亭亭愤怒地控诉，从这些涉嫌刑讯逼供的警官殴打自己的儿子致其不治身亡，到对他们执行强制措施，已经过了将近四年时间，如此漫长的时间，八名嫌疑人每天进出公安局上班下班，甚至照常晋升、提拔，并有足够充裕的时间串供，订立攻守同盟，阻挠侦查。而任亭亭则面临的是“全天候监听、监视和管控”，社区警察经常来入户登记，离开伊犁必须提前报备……“拿不下，你们就是他背后的保护伞”2023年3月7日，奎屯市检察院以白震华、何德富、吴学民、刘献永、师冬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德等八名被告人，涉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向奎屯市法院提起公诉。7月4日，奎屯市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此案，庭审现场位于克拉玛依市中级法院最大的法庭，奎屯市法院此番借用该院法庭开庭。财新获悉，相关部门对该案审理非常重视，伊犁州公安、检察院有关领导坐镇克拉玛依中院，通过视频观看了两天庭审；法院不仅对旁听人员严格控制，被害人和每名被告人只允许两名家属旁听，总共18名旁听者坐在有100多座位的多旁听席上，显得法庭空空荡荡。被害人亲属与被告人亲属被分别限制在旁听席前后左右遥遥相隔的位置，法警自始至终分别紧挨着他们正经危坐，以防庭审中双方亲属情绪过激发生意外。检方指控，2018年3月，伊犁州公安局成立赵祥涉恶团伙案专案组，时任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白震华任赵祥专案组副组长，吴学民、崔亮、师冬华、靳博文、刘献永、朱生德等人为成员，吴学民、崔亮后分别被指定为审讯组小组长。赵祥是伊犁当地知名地产商，后又成立伊宁县东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2018年初扫黑除恶开始后，赵祥即被逮捕。3月27日，孙任泽作为该团伙犯罪嫌疑人之一，也因涉嫌寻衅滋事遭到刑拘。白震华在庭审中说，赵祥案号称是伊犁州“扫黑除恶第一案”，是自治区公安厅挂牌督办的案件，要求一定要办成铁案。“上面要求赵祥案10月份要结案，自治区公安厅也来人专门督查。伊犁州公安局、专案组压力很大，就将扫黑除恶就交给了霍城公安局。”据当地律师介绍，霍城公安局办案以严厉著称，在伊犁公安系统中，案子拿不下时一句“用霍城公安局的方法”，大家就心领神会。2018年3月18日，伊犁州公安系统下辖各县市公安局抽调办案骨干，组成赵祥专案组，州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亲任组长，白震华任副组长，吴学民等人相继从各自单位被抽调到赵祥专案组。同年5月，时年55岁的何德富经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指派，加入专案组指导案件。何德富工作关系在奎屯市公安局法制大队，长期借调至自治区公安厅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但是一直到当年9月，专案组成立已逾半年，案件侦查一直未获得实质性突破。专案组决定从该案重要嫌疑人孙任泽入手，找到突破口。9月18日，孙任泽被从羁押地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九天后孙任泽在霍城县看守所审讯室倒地昏迷，再也没能醒来。庭审中，多名被告人称，刑讯逼供孙任泽的目的是为了拿下赵祥案。赵祥案迟迟未能突破，没有命案和保护伞，就没法定性黑社会性质组织。伊犁州公安局领导及专案组负责人商量后，决定从邓雪飞案入手，若能证实赵祥参与邓雪飞案，其黑社会“命案”这一条指标即可达到。孙任泽作为赵祥的手下，又是邓雪飞非法拘禁案主犯之一，被确定为突破赵祥案的重点对象。公诉人指出，孙任泽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一直不承认赵祥指使他非法拘禁邓雪飞。为获取赵祥案相关证据，白震华、何德富等决定，将孙任泽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重点审讯，并将专案组成员分成两组，每组五人，轮流审讯。第一组由吴学民任组长，组员有刘献永、师冬华、靳博文、朱生德；第二组崔亮任组长，另有组员五人。庭审中查明，9月23日，经白震华协调后，由专案组将孙任泽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押至伊犁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办案中心进行审讯。9月23日至25日期间，吴学民、崔亮、靳博文等人在该办案中心审讯孙任泽，采取了正反背凳子、捆绑、水浇等手段。期间白震华、何德福均去过审讯现场。经白震华协调后，9月25日中午，专案组又将孙任泽从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办案中心转至霍城县公安局办案区进行审讯，至9月26日中午期间，吴学民、刘献永、靳博文、崔亮等人在该办案区审讯孙任泽，将孙任泽吊在办案区后门卫室的门梁上，对其采取背凳子、抹芥末、PVC管子殴打、老式电话摇把子电击等刑讯逼供手段。庭审调查显示，孙任泽之所以被带离原羁押地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是因为在那里警方对孙任泽的审讯很不顺利，在看守所，审讯室侦查人员与嫌疑人中间有铁栅栏隔离，“不方便审讯”；之所以到伊犁州交警大队地下室办案中心后又离开，是因为审讯期间交警大队有领导表示，交警大队来往人员很杂，很容易传出去；但办案人员将孙任泽转移到霍城县公安局后院办案点进行审讯后，“县公安局长说，孙任泽被打的叫声传到前院（办公区），影响不好，让把人带到看守所去审讯”。9月26日上午，白震华、何德富在霍城县公安局后院办案点召集专案组全部人员开会，决定将孙任泽押解到霍城县看守所审讯。白震华称，他和霍城县看守所所长孙某亮、副所长柴某联系，要求安排一间没有视频监控的房间。吴学民在法庭上说，他之前曾跟白震华提出，“审了一周多，该休息一下，白震华说要一鼓作气，拿下口供，圆满完成任务。”另有几名被告人也当庭先后表示，9月26日上午的会上，大家提议审讯差不多了，应该休息一天；邻近中秋，办案人员也需要休息。但遭到何德富的严词拒绝。“何德富说，应该加大力度，彻底摧垮孙任泽的精神意志。拿不下孙任泽，你们就是他背后的保护伞（或：黑恶势力最大的保护伞）”。其中一名被告人还提到，何德富曾对他们说，审讯中将毛巾放在一根细棍子，让孙任泽跪在上面，外表看不出伤痕。何德富矢口否认说过此话，强调自己没有参与9月26日上午的会，还称自己2018年6月才到专案组，主要负责做笔录审查，并不参与具体审讯工作。对其他被告人刑讯逼供的行为完全不知情。但除何德富和一名看守孙任泽的专案组成员，其他六名被告人都表示何德富说过类似的话。吴学民说，“何德富的那句‘拿不下审讯，你们就是黑社会背后的保护伞’，让我非常震撼。”公诉人员称，孙任泽9月18日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到州交警大队，再转到霍城县公安局，以及后来又被转移到霍城县看守所审讯，均是白震华决定。但白震华表示，孙任泽口供一直没能突破，时任伊犁州公安局局长正副局长经常询问审讯情况，指示他们在保证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加快审讯节奏，争取早日拿下上级重点督办的自治区扫黑第一案。于是，他与何德富等建议将孙任泽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转移到伊犁州交通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地下室专门审讯，两位领导同意，并叮嘱他们注意安全。将孙任泽带离羁押地审讯，“涉及伊犁州、县公安局及看守所多个单位的沟通交涉事宜，我一个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根本没有权限。”白震华说，都是州公安局主管副局长与上述单位领导沟通后，安排他执行的。而两名时任州公安局正副局长笔录则称，对孙任泽被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毫不知情。致命的七小时9月26日下午16时许，吴学民、刘献永、靳博文、师东华、朱生德，驾车将孙任泽从霍城县公安局办案区带至霍城县看守所。孙任泽浑身满是伤痕，若按正常入所程序，会被拒收。专案组将孙任泽装进押解车里，没有办理入所登记，从B门入所。因孙任泽之前被刑讯逼供导致双腿不能正常行走，吴学民等人借了辆轮椅，将坐着轮椅的孙任泽推进了审讯室，看守所内走廊监控视频显示，时间为当日下午16时许。之后的七个多小时里，参与审讯的吴学民一组警察，包括吴学民、刘献永、靳博文、师东华、朱生德，对孙任泽共同或者分别实施了捆绑、殴打、悬吊、水浇等刑讯逼供行为。9月27日凌晨0时37分，陷入昏迷的孙任泽被抬出审讯室。直到43天后故去，孙任泽再也没能醒来。庭审显示，这间审讯室由霍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办案人员办案专用，俗称国保办案室，平时不大使用。审讯室里其实有监控视频设备，分别安装在前门和后窗附近。看守所所长孙某亮事先吩咐副所长柴某将监控视频关闭，但柴某多了个心眼儿，为以防万一祸及自身，后来又偷偷打开了后窗附近的监控视频。正是柴某“留了一手”，记录的七个多小时审讯过程，成为该案扭转乾坤的关键证据。现场视频显示，审讯室内靠近门的位置有办公桌，两三把椅子。室内有一张铁制高低床，一头对着门一头靠着墙，墙上有小窗，小窗附近装有监控视频。多名被告人当庭陈述，审讯中，他们或让孙任泽正背、反背铁制审讯椅（俗称“老虎凳”），每次背40多分钟；或抽掉铁架床下铺床板，将仅穿短裤的孙任泽双手、双脚分别捆绑铁架床前后两头，使其赤裸的身体承重在铁格挡上，并将哑铃放在肚子上，增加孙任泽腰部的难受程度；或将孙任泽悬空吊起，用毛巾敷脸浇水。监控视频显示，从下午4点到11点半，长达七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孙任泽被毛巾敷面浇水、或直接浇水十几次，其中长达16分钟和15分钟的有两次。其余时间每次悬吊20多分钟。据知情者介绍，孙任泽被固定在靠近门的铁架床那头，视频只拍摄到其被刑讯逼供的背面部分，且许多画面被铁架床遮蔽，但能看到审讯人员有戴塑胶手套、拿可乐瓶、哑铃和毛巾等动作。“视频中当审讯人员作出浇水动作时，无法看到孙任泽的表情和反应，但看见铁架床长时间剧烈晃动，可以想象人有多痛苦。”被告人说，审讯中，他们还抽孙任泽耳光，用白色PVC管抽打其小腿和脚后跟，用老式摇把电话机电击其身体，为防止留下体外伤，用军用带捆绑孙任泽手腕、脚腕时，特意垫有毛巾。审讯进行到最后，孙任泽曾大声惨叫，连连求饶。几乎所有被告人都指称，年龄最小、首次参加刑侦专案组的刘献永，在八名被告人中表现最兴奋、最积极，逼供手段也最“变态”。他们说，审讯中，刘献永或用胶带拔孙任泽的腿毛，或将装满水的可乐瓶悬挂在孙任泽的生殖器上，或用戴着塑胶手套捏生殖器。而拔阴毛、毛巾敷面浇水、直接水浇面部，大都是刘献永所为。庭审中，刘献永承认上述行为，“我想侮辱孙任泽的人格，摧毁他的心理防线”。有知情者说，刘献永到案后一直不认罪，直到审讯人员提到其母，他一下子崩溃了，哭着说：这几年这个事就像石头一样压在心上，现在说出来了，反而轻松了。本不在吴学民这一组的崔亮于当晚19：39进入审讯室，之后协助刘献永等人将孙任泽捆绑在床板抽出等。20时41分许，何德富也进入审讯室，见孙任泽被捆绑在铁床上，仍要求吴学民等人加大审讯力度。后吴学民、刘献永等人将孙任泽先后控制在审讯椅中、捆绑在铁床上，并多次用水浇淋孙任泽面部。靳博文对孙任泽最后时刻的回忆是：“……把孙任泽绑在高低床的下口，绑好后就开始给他灌水，还将芥末抹到孙任泽的眼睛、鼻子上让他难受，用可乐瓶子给孙任泽扣鼻灌水，中间有人拿毛巾过来堵孙任泽的口鼻，然后接着灌水，这样灌了有三四次，孙任泽在灌水的过程中就昏迷了。”朱生德的回忆是：“……将孙任泽绑在床上，拿毛巾盖在孙任泽的脸上浇水，并接了一桶新水，然后又开始对孙任泽脸上浇水，浇了几下孙任泽就没有反应了，没有挣扎也没有喘息。”2018年9月27日凌晨0时37分，连续刑讯逼供七个多小时后，孙任泽出现昏迷。审讯者将孙任泽从老虎凳上放下来，摸手腕没有脉搏跳动，拍打脸部也无反应，刘献永把孙任泽放在地上做心肺复苏，吴学民让人去叫看守所医生，之后送医院急救。霍城县医院的接诊记录显示：27日凌晨1点半，患者被送来，呼吸、脉搏均无，瞳孔有放大。送医警察说，患者要求喝水，被呛后出现昏迷。任亭亭说，参与抢救的医院院长9月28日曾对她说，孙任泽现在就是脑死亡，即使抢救过来也是植物人。医院记录显示：“抢救时患者停止呼吸已有40多分钟，曾电击做心脏复苏，因时间较长已经脑死亡……”吴学民笔录中供述，孙任泽送医前已处于昏迷状态，没有脉搏、心跳、呼吸。而在法庭上，吴学民则表示，自己不是专业人员，没法判断人是否脑死亡。被害人律师及家属认为，吴学民改口，包括后来串供，都为掩盖孙任泽实际上死在看守所的事实。犯罪嫌疑人死在看守所和死在医院，性质完全不同，在法律上定罪量刑会有很大区别。孙任泽先后做过三次尸检和一次补充尸检。前两次尸检，因受害人家属及警方分别提出异议，公诉机关未予采纳。审理中，公诉机关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交的是广州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副主任罗斌教授等署名的鉴定报告（下称“第三份鉴定报告”）及补充尸检报告。罗斌教授从事法医鉴定工作30多年，曾做过6000多例尸检。其2022年3月10日出具的这第三份鉴定报告称：孙仁泽符合因患有心肌桥、左冠状动脉轻度粥样硬化而致急性心功能障碍，后继发重症肺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其生前所受外伤可诱发或促进其死亡进程的发展，为辅助死因。2022年3月，霍城县看守所副所长柴某，在压力下为减轻罪责，主动交出了审讯视频。之后伊犁州检察院向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罗斌团队提交了审讯视频，要求其对孙任泽死亡责任做出认定。2023年3月2日，罗斌及助手出具补充鉴定报告。报告称：孙任泽符合在患有心肌桥及左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病上，合并外伤、寒湿等条件下，因被他人用毛巾覆盖口鼻并用水浇淋，引起机械性窒息及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最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在死亡责任认定中，被毛巾覆盖口鼻并用水浇淋为主要因素，参与度为60%；外伤及寒湿环境的参与度为25%；自身疾病参与度为15%。据知情者介绍，庭前会议时，曾当场播放审讯视频，“看完后，所有律师心情都很沉重，无人说话”。“没想过”庭审显示，白震华、何德富没有参与具体审讯，二人也自始至终否认对刑讯逼供知情。其他六名被告人则说，审讯孙任泽期间，每天或隔几天，白震华、何德富都要组织大家开会，汇报昨天审讯情况以及审讯手段。白震华辩解说，他不仅是专案组副组长，还兼任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队里的其他案件也要负责，工作需要他两边跑，不常在专案组，对下属刑讯逼供的手段并不知情。“我只是跟他们说，审讯中要讲究策略，这个唱白脸，那个唱红脸。有次吴学民说孙任泽怕水，我问为什么，他们说用水浇孙任泽，我制止了。”他表示，审讯中打几个耳光、踢几脚可以，但不知道他们用那么残忍的手段刑讯逼供。白震华说，9月26日早上组织所有人员开会，两个小组的人员都参加了。他说每天早上都要召集大家开会，听取头天晚上审讯情况汇报，他不在的时侯，就是何德富负责召集大家开会。他跟组员宣布，他不在时听何德富的，何德富代表他。其他被告人证实白震华的确曾说何大队是省厅下来的专家，他不在时，大家要听何大队的。何德富则否认这一说法。他说自己进专案组最晚，从来没有正式文件对他进行过任命，也没有被上级口头任命过。他只是负责审核笔录，对审讯情况完全不知情，直到看了视频才知道他们对孙任泽进行刑讯逼供。何德富是所有被告人中唯一坚持不认罪，也拒绝对受害人家属作出赔偿。公诉人或审判长问多名被告人，何德富说加大审讯力度是什么意思？他们回答：就是上手段，加大刑讯逼供的力度。何德富的辩护律师说，何德富是奎屯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副队长，因工作出色，被长期借调到自治区公安厅刑警队。何德富被派到专案组，只是对笔录把关，负责材料组。因为平时对笔录要求特别严格，多次指出其他被告人的笔录不合格，致使他们心怀怨恨，一致指认是报复。律师强调，9月26日审讯现场监控视频显示，何德富曾在案发现场停留了4分多钟。事发后，其他被告人订立攻守同盟，串供，也没有何德富，“这充分说明何德富与他们不是一伙的”。何德富因罹患肺结核被批准取保候审。庭审中，他一直带着口罩，说话时常常气若游丝，审判长多次提醒他大声。旁听席上孙任泽之妻每每愤愤的说：“装死。”朱生德是多名被告人供述较少参与刑讯逼供者。他在庭审中多次强调自己对审讯是消极的、被动的。监控视频显示，朱生德做过一个用手拍打孙任泽的动作。朱生德在陈述中表示，自己参加公安工作以来，都是兢兢业业，这些天在看守所一直在想，如果当初……对审讯，他一直是消极的、被动的；自己从进入公安队伍的第一天，就知道听从命令，服从组织。这么多年来成为他不自觉的行动。当律师问朱生德，有没有想过刑讯逼供嫌疑人是违法行为？他说没想过。庭审还披露，9月27日凌晨孙任泽被送进医院抢救后，自觉情况不妙的众审讯人员开始紧锣密鼓的销毁、造假。当天，吴学民等人留在医院看守，崔亮则被指派迅速返回霍城县看守所审讯室，清除遗留在审讯现场的刑讯逼供工具等物品。起诉书称，为掩盖孙任泽进入霍城县看守所的真相，白震华、何德富、吴学民等人还拍摄假视频，提交给伊犁州纪委派驻州公安局纪检组，试图掩盖真相，蒙混过关。白震华则说，他向伊犁州公安局领导汇报孙任泽之事，是局领导提出制作假视频，应付纪检部门调查。按照这个指示，他通知霍城县看守所副所长柴某提供拍摄现场，并让身型与孙任泽相似的崔亮头蒙黑套，伪装成孙任泽，假装正常入所，制作了假视频。不过该局领导在笔录中否认自己知情。假视频的出现严重干扰、延滞了检察部门的调查。直到2022年3月，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提交尸检报告，柴某主动交出审讯视频，3月8日，伊犁州检察院才正式成立“9.27案”专案组。此后，嫌疑人相继被采取强制措施。检方认为，白震华、何德富、吴学民、刘献永、师冬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德身为司法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实施暴力逼供，致人死亡，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中八名被告人相互配合，分工协作，系共同犯罪，其中被告人白震华、何德福系组织领导人员，被告人吴学民、刘献永系积极实施暴力逼供者，四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师东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德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系从犯。职务行为还是故意伤害？从2018年9月27日案发至2022年7月所有嫌疑人相继被刑事拘留，近四年的时间里，白震华等八名涉嫌严重刑事犯罪的嫌疑人均因赵祥案立功晋升。其中白震华荣立二等功，由伊犁州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擢升支队长。“与此同时，他们利用足够正常履职的机会和充裕的时间，一方面隐匿销毁，造假串供，另一方面四处活动，动用各种关系和公权力，监控孙任泽家人一举一动，并试图用纳税人的钱彻底摆平。”任亭亭说，庭审显示，除何德富，其他被告人先后两次串供，其中一次使用事后无法查证痕迹的叮叮串供，应对调查。任亭亭的诉讼代理人亦表示，从立案侦查到2022年4月，大部分被告人的前三份笔录均是串供好的。一位被告人曾当庭称，“孙任泽事发那天，在医院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但任亭亭记得的是，面对赶到医院的受害人家属，众被告人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满不在乎的轻慢，甚至蔑视，“在县医院大门口，吴学民直接扬言，你们随便告”。法庭辩论进行了两轮。庭审进行至最后，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及量刑建议后，专门讲了一段“富有教育警示”意义的话：两天的庭审，给所有的所有被告人、参加庭审的执法人员以及旁听者都是一堂沉重的法制课。在坐的被告人，昨天是光荣的人民警察，今天成了被告人。他们从警多年，位居领导岗位。但知法犯法，以暴制暴，手段极其残忍，法律何在？其行为给党、人民警察的形象抹黑，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给被害人亲属带来无可挽回的伤痛，也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伤害。旁听席数名被告人亲属掩面啜泣。第一天庭审中午休庭时，旁听席上朱生德的女儿在其父即将走出法庭，高声喊“爸爸”，头发花白的朱生德扭头望向旁听席上的妻女。还有数名被告人家属向他们的亲人高喊“加油”。第二天公诉人发言时谴责道：昨日庭审中，多名被告人家属置被害人家属伤痛不顾，当庭高喊加油，良知何在？庭审中，因任亭亭突发身体不适，法庭不得不一度休庭。法警带吴学民前往洗手间，休息中的任亭亭看见，顿时情绪激动，大喊杀人犯，并试图冲过去，被一旁守候的医生牢牢按住。任亭亭的丈夫生前长期在警察系统工作，也曾在刑侦部门任职，任亭亭自称对刑侦工作的性质有所了解。“我理解的公安（人员）打犯罪嫌疑人，就是打几个耳光，没想到他们会往死打我儿子。”她说，“我也是母亲，我也会心软。可是州公安上没有一个人对我表示过半点歉意。”最后陈述阶段，只有靳博文提前准备了书面文字，念到“从警十几年了，脱下热爱的警服”时，一度哽咽。他表示认罪悔罪，愿意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崔亮、朱生德等被告人向任亭亭鞠躬，并道对不起。何德富不认罪，白震华、吴学民、刘献永和朱生德则认为自己构成刑讯逼供罪，不构成故意伤害罪。白震华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有异议。他表示，公诉机关将专案组认定为犯罪团伙，他不认同，个别民警办案中不当行为不能作为办案组的行为；他被任命为组长，他只是上传下达，其工作都是向领导汇报的，其对刑讯逼供的事情也不知情，“我们没有伤害的共同故意，没有共同故意的动机和目的，客观上没有共同实施伤害的行为。”其辩护律师表示，本案中的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把公安机关的刑侦专案组当做犯罪集团，处理明显不当；白震华作为专案组的副组长，是在领导的指挥和安排下开展工作，对上汇报案件审讯情况，对下传达领导指示指示，在办案过程中说拿下口供也并不存在问题，对于可能造成被审人伤害的手段，白震华也说了阻止的话，至于说让其他被告人加大力度，加大审讯手段，是部分实施人员的个人理解，白震华没有到审讯现场，未实施任何刑讯手段，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他最多也就是承担作为领导的失职责任。何德福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有异议，认为自己没有对被害人实施肉刑或者变相肉刑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实行刑讯逼供行为，坚称自己无罪。其辩护律师认为，本案中被害人受到刑讯逼供后并没有立即死亡，是经过抢救一个多月后死亡的，第三份、第四份鉴定报告最后是多因一果导致被害人死亡，检察机关认定故意伤害致人致死在认定事实上存在错误，本案属于偶发事件；公诉机关用于证实何德福故意伤害罪的证据，一是其他被告人的供述，证明何德福为主犯授意或者教唆，另一个是视频证据，证明何德福最后出现在现场，但刑法规定只有口头供述而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仅凭开会时发火的语言不能作为证据；何德福就是个抽调人员，是外来人员，没有任何职务，不可能领导专案小组，其他被告人的供述高度一致，有假口供的可能，犯罪主体应当为刑讯逼供专案组直接实施，何德福是材料组的，没有实施刑讯逼供的手段，亦非领导，没有权力指使专案组成员刑讯逼供，不能认定何德福犯罪。吴学民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对罪名有意见，认为自己是刑讯逼供罪，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其辩护人认为，吴学民对故意伤害致死的结果没有主观目的，所有的行为是根据组织人员安排，在9月26日至9月27日发生事故之前，包括吴学民在内的人都提出缓一缓，其没有追求刑讯逼供的主观意愿；对被害人的刑讯逼供行为长达多天，不应当以最后一天的情况来判定，公诉人没有证据证实吴学民在所有参与刑讯逼供的过程中起到突出的作用，他并没有对刑讯逼供做具体的安排，没有办法解决审讯的方向、力度、方式、时间，他是被动参加审讯组的，具有明显从犯属性，没有积极参与的故意，其行为具有坦白情节，应当从轻处罚。另外，在案件定性方面，辩护律师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与事实不符，被害人长期吸毒，呛水的事实没有改变，被害人当时确实是口吐白沫，其死亡原因无法排除癫痫发作导致死亡的合理怀疑，无法排除自身心脑疾病导致死亡的合理性怀疑。刘献永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有异议，不认同公诉人对其是主犯、积极参与者、实施者的指控。其律师辩护意见认为，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以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定罪是有条件的，应以行为人对被逼供人的伤残死亡主观上存在放纵的态度为必要转化条件，刘献永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不存在故意疏忽和放任，否则也不会对其做两次心肺复苏施救，从被害人昏迷后，被告人刘献永积极实施了人工呼吸、送被害人入院救治的行为可以反映出，其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是非常抵触、排斥的。另外刘献永虽有用水浇淋被害人面部的行为，但被害人其双下肢损伤并非被告人刘献永作为，且此行为也是造成被害人多功能器官衰竭的原因。另外，辩护人亦认为刘献永的情节构不成主犯，在上有领导指挥，下有各分局领导参与的专案组里，刘献永没有主观上急功近利的意念，客观上也没有提供行凶逼供的工具，与其他被告人没有共同的故意，应当以从犯量刑处罚。朱生德对起诉书指控的基本事实和罪名有异议，认为自己只是被动消极积极的参与了刑讯逼供的行为，是执行命令、服从命令，没有加害被害人的主观故意。他强调，警察作为特殊群体，其行为是履行职责的行为，《人民警察法》等规定执行命令造成后果的，由命令发布人承担责任。其辩护律师认为，以故意伤害罪追究被告人朱生德刑事责任不妥，被告人不具有故意伤害的故意，参与专案组及审讯工作都是基于自身工作的特殊性，不折不扣无条件的完成领导安排的工作任务，4天的刑讯逼供行为，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口供，并不是为了要故意伤害其身体健康造成死亡后果；被害人的死亡是多因果形成的，其逼供的行为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服从命令、统一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建议对被告人朱顺德以刑讯逼供罪定罪，免除刑事处罚。两天的庭审紧张激烈，7月5日晚上8时许，审判长宣布休庭。财新获知，时隔一个多月，针对庭审中辩护人对中山大学鉴定中心的鉴定程序及资质的质疑，该案又开庭审理了半天。任亭亭对被告人家属第一次旁听时“毫无愧意”很不满，她提出当庭播放视频监控，“让他们看看自己眼里的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是怎么打死我儿子的。她们听了都连声说不用了，没有一个人有勇气看”。一位辩护律师表示，两天的庭审，给他感触良多。“我也曾是一名公安干警，对此案的发生心情特别沉重。”他表示，被告人都是长期在公安战线工作多年的办案骨干，希望鉴于“2018年扫黑除恶的特殊形势”，能从轻处罚被告人。其他几名律师也都在辩护中希望法庭考虑到当时扫黑除恶的特殊情况，本着刑法的谦抑性，对被告人酌情从宽。最终奎屯市法院2023年11月6日的一审判决，认定白震华、何德福、吴学民、刘献永、师东华、靳博文、崔亮、朱生德八人故意伤害罪成立。法院认为，八名被告人均为从警多年的公安干警，应当能够预见刑讯逼供可能导致的后果，但为了获取证据，采取刑讯逼供行为，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应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八名被告人系赵祥案的专案组成员，共同对被害人实施了刑讯逼供行为，系共同参与犯罪。被告人白震华、何德福作为专案组的主要负责人，虽未实际参与刑讯逼供行为，但明知组员为获取口供，实施了刑讯逼供行为，采取放任不加制止的态度，最终导致被害人因刑讯逼供致死的结果，二被告人应对该后果承担刑事责任，系主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被告人吴学民、刘献永在刑讯逼供过程中积极实施暴力逼供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和12年；被告人师东华、靳博文、朱生德、崔亮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系从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5年、4年和3年。作为孙任泽被刑讯逼供致死导火索的赵祥案，虽然警方未能从孙任泽口中证实是赵祥指使他们非法拘禁邓雪飞并导致其坠楼身亡，从而坐实赵祥是黑社会的罪名，但2021年赵祥还是被伊犁州中院认定为恶势力团伙犯罪首犯，数罪并罚，判处25年有期徒刑。目前已在狱中服刑的赵祥不服判决，一直在申诉。一名伊犁当地律师表示：刚开始警方大张旗鼓的宣称此案是伊犁州最大的涉黑案，查了半天，命案没落实，也没查出保护伞，最后去掉“黑”，做成了恶势力，赵祥被判了25年，其他40多名同伙均被判刑。赵祥案开庭时，有关部门组织了很多人去旁听，宣传铺天盖地，但伊犁州官网及中国裁判文书网查不到赵祥案审理及判决的信息。财新获悉，另案处理的霍城县看守所所长孙某亮、副所长柴某，被控犯玩忽职守罪，已在奎屯市法院开庭审理。两人因积极赔偿，获得被害人家属谅解书，目前尚未宣判。
来源: 凤凰网读书汪曾祺生于1920年，逝于1997年，他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与老舍公事过，写过样板戏，点评过莫言的小说。他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整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汪曾祺1000事》一书中，作者用1000件汪曾祺人生中的小事，串出他的人生样貌：也贪玩，也爱吃，也创作，也俏皮，也经历时代困苦，终成为一代名家。下文是从书中选取的100件属于汪曾祺先生的“人生小事”，一个可爱可敬的汪曾祺，便藏匿于这些大大小小的记录之中。下文摘选自《汪曾祺1000事》，经出版社授权推送。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011920年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汪曾祺出生于中华民国江苏省淮扬道高邮县科甲巷汪宅。02汪曾祺的母亲杨氏在汪曾祺三岁时就病逝了。 因为是肺病，她独自移住一间小房里，也不准别人抱着汪曾祺去看她。 汪曾祺只记得跟着父亲，陪母亲到外地看病，坐船。 父亲在船头钓鱼，船里挂了很多大头菜。 母亲的味道，在汪曾祺记忆里，就是大头菜的味道。03汪曾祺有过许多一年级小学生共同的尴尬经历：大便拉在裤子里了。还正好是冬天。汪曾祺兜着一屁股屎，一扭一扭地回家。继母张氏一闻，二话没说，烧水，洗屁股，把孩子放进棉被里坐着，接着洗衬裤刷棉裤，“她不但没有说我一句，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这里有继母对继子的爱，但倘是亲妈， 反而会说两句？小孩子很敏感，这种场景会记一辈子。04街上有个卖画的画师，叫张长之，才二十多岁。没学过画，看别人画画，看会了，敢开店。他什么都画，不中不西，用色鲜明。给人写信，从不贴邮票，自己在信封上画一张，一样能寄。有一次画了一张画，一棵芭蕉，一只五彩大公鸡，挂在墙上。汪曾祺回忆说：这画没人买——谁会在家里挂一张“鸡芭图”？05汪曾祺数学不好，数学老师却都爱汪曾祺。初三几何老师顾调笙，很是器重汪曾祺，一心培养他进自己的母校中央大学，而且要学建筑，将来当建筑师。无奈汪曾祺虽然画画常常被美术老师当作范本，但几何总是学不好，顾老师白费许多心血，最后叹一口气说：你的几何，是桐城派几何。06汪曾祺高三没法回江阴上了，“遂成离别”。因为1937年暑假，日军攻占江阴。汪曾祺只能在家自学。高邮也岌岌可危，风声紧急的时候，祖父、父亲会带着子女到乡下的庵赵庄避难。叫庵赵庄，是因为那里有一座菩提庵。多年之后，这座庵被写进小说《受戒》。07高邮这座小城里，没有什么新文学的书。汪曾祺反反复复看的，只有两本书，两本书反反复复看了两年。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一本是《沈从文小说选》——这是上海一家野鸡书店出的盗版，沈从文自己编的正版叫《从文小说习作选》。08父亲汪菊生看汪曾祺反反复复看那两本书，就也拿过去看。看完问汪曾祺：“这也是小说吗？”他心目中的小说都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那样的。类似的问题，鲁迅母亲看到《呐喊》时问过，赵树理父亲看到《阿Q正传》时也问过。091938年，汪曾祺在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盐城临时中学等校辗转借读。他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也不管他，喝酒时给他倒一杯，抽烟时一人一根，还给他点上火。“父子多年成兄弟”，这句话也是父亲说的。10汪曾祺想报考的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刚刚成立。此前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名在长沙办学数月，华中局势恶化后，再南迁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记载：“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1众所周知，汪曾祺投考西南联大是冲着沈从文去的。不过，沈从文进入联大，比汪曾祺入学时间早不了多少。沈从文于1938年春天到达昆明，先协助杨振声编辑教科书，1939年6月27日受聘于联大。汪曾祺7月初报考联大，此时沈从文任教联大还不足一个月。12汪曾祺自谓一生中去得最多的图书馆，是坐落在翠湖畔的云南省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前身是1909年创办的云南图书馆，建于清末的经正书院旧址，20世纪30年代更名为“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图书馆形似道观，安静整洁，种了好多白兰花。汪曾祺刚到昆明，就来这座公共图书馆看书，一直到他离开昆明，都是这里的常客。13汪曾祺从念初中时起就喜欢京剧，常约同学带着胡琴到宿舍唱戏过瘾。住在他斜下铺的广东同学郑智绵非常讨厌京剧，汪曾祺一开口唱，他就骂道：“丢那妈，猫叫！”14刚上大学的汪曾祺什么模样？比汪曾祺高一级的外文系学生、翻译家许渊冲回忆道：“我第一次见到汪曾祺是1939年在联大新校舍25号门外。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典型的白面书生：清清秀秀，斯斯文文，穿一件干干净净的蓝布长衫，给新校舍的黑色土墙反衬得更加雅致，一看就知道是中国文学系才华横溢的未来作家。”15汪曾祺平常不记笔记，临到考试时借同学笔记本看。1941年夏，在大二结束前夕的期末考试中，他接连开夜车看笔记，导致“大二英文”因睡过头而错过考试，被判零分。这是他没能毕业的主要原因。161939年5月之后，沈从文全家迁往呈贡。沈从文每周到联大上课三天，大部分时间住在文林街20号联大教员宿舍楼上把角临街的一间屋子里。汪曾祺回忆沈从文这间宿舍：“瓦片直接搭在椽子上，晚上从瓦缝中可见星光、月光。下雨时，漏了，可以用竹竿把瓦片顶一顶，移密就疏，办法倒也简单。”17汪曾祺每次去沈从文宿舍，都随便挑几本书，看一星期。他自称“我在西南联大几年，所得到的一点‘学问’，大部分是从沈先生的书里取来的”。沈从文在某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句话汪曾祺记了一辈子，但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没问过沈从文。18有一次汪曾祺随沈从文一起到某图书馆，穿行在一列一列的书架中，沈从文突然叹息说：“看到有那么多人，写了那么多书，我什么也不想写了。”说这话是在1940年左右，沈从文仅结集出版的单行本，已有50本。19汪曾祺听课随意，经常旁听其他年级的课程。闻一多的“古代神话”是为四年级开设的，他在二年级就旁听了。闻一多口才上乘，富有想象力，课程非常“叫座”。不仅文学院、理学院的学生来听，连远在拓东路工学院的学生，都会穿过昆明城来一睹闻一多的风采。教室里里外外全都是人。20汪曾祺说：闻一多先生曾劝诫人，当你们写作欲望很强的时候，最好不要写，让它冷却一下。所谓冷却一下，就是放一放，思索一下，再思索一下。21汪曾祺年轻时恐怕不太喜欢杜甫，尤其是那些沉郁悲壮的诗句。他说过：“杜甫的《北征》，我是到中年以后才感到其中的苍凉悲壮的。”但是汪曾祺喜欢“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希望自己的小说，能给读者一点心灵上的滋润。221940年上半年创作、发表的小说《钓》，目前被确定为汪曾祺的起步之作。小说写一次垂钓过程中的纷纭思绪，文思奇崛，造语刻意，透着青春作者的绚烂特征。“怎么钓竿上竟栖歇了一只蜻蜓，好吧，我把这枝绿竹插在土里承载你的年青的梦吧”，“预料在归途中当可捡着许多诚朴的欢笑，将珍重的贮起”，这都不像在讲故事，像在作诗。23因体育和大二英文成绩不合格，汪曾祺未能在1943年夏天如期毕业，滞留于西南联大补修课程。汪曾祺虽然留了级，但从罗常培告诉他的未来规划来看，他对于次年通过补考，获得毕业资格，充满信心。241943年暑假前夕，汪曾祺与低年级同学、好友杨毓珉一起搬离联大宿舍，在民强巷租房居住。汪、杨家均在沦陷区，两人均与家里不通音信，缺乏经济来源，但杨毓珉此时习篆刻，挂牌治印，月可入四五十元（这比联大的贷金高出三四倍），才有条件租房。25租了房子，汪曾祺与杨毓珉从此可以星期六不走二三里路去联大食堂吃那种掺有沙子、谷糠的“八宝饭”了，还能“不时下个小馆吃碗焖鸡米线、卤饵块，喝二两烧酒，生活富裕多了”。261944年1月26日，西南联大全校416名四年级学生前往战地服务团进行体格检查，以应征担任随军译员。汪曾祺没有应征当译员。不去应征的原因，有人说他“认识高”“有骨气”，但汪曾祺则对子女说了另外的隐衷：一是觉得外语水平太差，恐怕应付不了这个差事；二是当时生活窘迫，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身上的一条短裤后边破了俩大洞，露出不宜见人的部位，于是没去参加体检。27关于从军，汪曾祺并非全无打算，他在1944年6月致朱奎元的信中说：“我现在很担心战争。你莫笑，我许把自己送到战争里去。我现在变得非常激烈。……或许，我到军队中作秘书去。或许，我会到一个大学里教白话文习作去。或许，什么也不动，不换样子，我还是我，郎当托落，阑阑珊珊！”281944年的汪曾祺，因为教书报酬太少，又迟迟得不到家里寄来的钱，经济深陷困顿之中。他在5月7日给朱奎元的信中透露，他身无分文，已经十二个小时没有吃饭了。当日汪曾祺向另一同乡任振邦借到1000元钱。291944年春夏之交，汪曾祺经历了一场惨烈的失恋。1943年雨季，他结识了一位“蓝家女孩子”。后来她去了曲靖，汪曾祺曾写信催她回来，对方拒绝了，这使汪曾祺陷入苦闷。30汪曾祺在毕业前夕致同乡朱奎元的一封信中，透露了他当时的感情生活：“我近来感情正为一件事所支配，我愿意自己对一些理想永远执持不变，并且愿意别人也都不与我的理想冲突。这两天最好我们不谈起有关女孩子事情。”31汪曾祺失恋后，更加颓废，有时没钱吃饭，就睡到上午11点，坚卧不起。朱德熙见他没露面，就夹一本字典来，“起来，去吃饭！”卖掉字典，吃一顿早饭。321944年深秋，从越南前线回到昆明休假的杨毓珉，到民强巷看望生活潦倒的汪曾祺。杨毓珉回忆：住室是一间五平方米的小房子，“真可谓家徒四壁，屋里只有一张三屉桌、一个方凳，墙角堆了一床破棉絮、几本旧书，原来此公白天在桌上写文章，晚上裹一床旧棉絮，连铺带盖地蜷缩在这张三屉桌上。看起来能卖的都在夜市上卖了。肯定时不时还要饿几餐饭”。331944年，汪曾祺写了总题为“茱萸小集”的一系列散文陆续发表，并希望在自己“不死，不离开，不消极以前写成，让沈二哥从文找个地方印去”。同时他还着手写一系列“给女孩子”，“用温和有趣笔调谈年青女孩子各种问题”。以上文字大部分未能保存下来。341943年10月末，山海云剧社在李公朴、马约翰、龙云的支持下，取得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孙起孟支持，开始筹办中国建设中学。教室借用中华职业教育社校舍，孙起孟任名誉校长，周大奎为校长。汪曾祺也是创办人之一，并担任国文教员。351945年9月，中国建设中学迁到白马庙。学校三面都是农田，汪曾祺上课之余，常常伏在窗台上看农民种田。看插秧，看蓄水，看少年用长柄锄头挖地。“这个孩子挖几锄头就要停一停，唱一句歌。他的歌有音无字，只有一句，但是很好听，长日悠悠，一片安静”。这一时期汪曾祺爱读《庄子》，跟环境太搭了。361946年7月，汪曾祺与施松卿一道，沿着他1939年来时的原路，昆明——越南——香港，回到上海。37跟汪曾祺同住的，都是开帆船的水手，跑澳门做鱿鱼蚝油生意的小商人，准备去南洋开饭馆的厨师。汪曾祺兜里没钱，前途渺茫，每天不是去皇后道、德辅道瞎逛，就是在走廊上看水手、小商人、厨师打麻将。38有一天汪曾祺无所事事地逛街，居然在报摊小报上看到一条消息：“青年作家汪曾祺近日抵达香港。”不知哪家报馆如此眼光独到，消息灵通。39香港让人更加百无聊赖的原因是，到了这里，汪曾祺就跟女朋友暂时分别了。施松卿要先回福建家乡。临别时，施松卿含泪从船上扔下来一本书，书里夹着一张纸条，写着：“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了。找到事，借点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40失业的日子持续了一两个月。女朋友施松卿倒是在福建老家当上了中学教师。汪曾祺写信给在北平的老师沈从文，吐露自己想过要自杀。沈从文回信把他大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沈夫人张兆和时在苏州，沈从文又让张兆和写了一封长信安慰汪曾祺。411946年10月，汪曾祺的小说《庙与僧》刊登于上海《大公报》。这篇小说是汪曾祺后期名作《受戒》的前身。421946年11月，汪曾祺写了散文《他眼睛里有些东西，决非天空》，记录了他在1944年3月25日走出校门，看到门外白杨丛里躺着一个将死的伤兵，一动也不动，裤子都没了，但眼睛还在看。汪曾祺说他因此想起奥登（实为里尔克）的诗句“有些东西映在里面，决非天空”。这件事汪曾祺日后反复提起，当时身边同学说：“对于这种现象，你们作家要负责！”汪曾祺说，这给了他很大刺激，让他感到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他的创作开始走向现实主义。43沈从文在2月初致艺术界朋友的信中，托他们为汪曾祺谋职，信中说：“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因为汪曾祺对书画感兴趣，沈从文希望能为他在博物馆找到一份工作。441947年6月，汪曾祺写了小说《落魄》。汪曾祺日后回忆写这篇小说的情绪：“我当时只有二十几岁，没有比较成熟的思想。我对生活感到茫然，不知道如何是好……小说中对那位扬州人的厌恶也是我对自己的厌恶。”汪曾祺说，这种情绪比较现代派，因为“现代派的一个特点，是不知如何是好”。451947年5月—6月，汪曾祺一共写了12万字，平均每天写2000字，而且自己觉得“大都可用”。这是他生命中第一个创作爆发期。46在这封长信中，汪曾祺也向老师报告了巴金将为自己印集子的消息，说稿费用途都想好了：为父亲买个皮包，一个刮胡子电剃刀，甚至为他做一身西服。47汪曾祺上作文课，颇有沈从文的风范。有一次正要布置作文题，突然有警戒车的笛声传来，汪曾祺立刻改作文题为“假如这辆警戒车是来抓我的”。学生们写作文，汪曾祺坐在讲台后，在那些又长又圆又掉渣的粉笔上画各种花、鸟、房子。一下课，这些粉笔就被同学们一抢而空。48汪曾祺在作文课上曾夸过两个学生。一个女生描绘夜空中的繁星“像天空开了一朵朵小白花”，汪老师让同学们向她学习，细致地观察生活、感受事物。有一个男生的父亲是清道夫，本人学习也不好，颇受同学歧视。他有一次写了一个句子：“天气一天天热起来，柏油路也一天天变软了。”汪老师公开表扬这个句子写得好。491948年3月，汪曾祺坐船北上，去投奔已在北大落脚的未婚妻。9日抵天津，住在劝业场附近的惠中饭店。50汪曾祺在天津逛了逛，得到的第一印象是“这里橱窗里的女鞋都粗粗笨笨，毫无‘意思’”。他给黄裳写信，说看女鞋是“测量一个都市的文化”的首项。天津这方面显然不合格。51有个茶房来问汪曾祺要不要找个人解解寂寞。汪曾祺没答应，反而拉着这个穿着黑中山服的胖子聊了半天。茶房问他有没有太太，他说：刚要结婚，太太死了。茶房吓得忙不迭道歉。52寄住北大期间，汪曾祺常去吃一家四川小馆子，据说是辛亥年四川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1930年离京后留下的厨师开的。馆子只有三四张小方桌，但是鱼香肉丝、回锅肉、豆瓣鱼的味道都很醇正，而且泡菜特别好吃，还不要钱。其址疑是现在的成都驻京办餐厅。53汪曾祺偶尔也带着女朋友去沈从文家蹭饭，对张兆和做的八宝糯米鸭印象深刻，说是酥烂入味，皮不破，肉不散，“是个杰作”。张充和也住在沈家，汪曾祺吃过她做的“十香菜”——十种咸菜丝分别炒好，放在一个盘子里，是苏州人常吃的年菜。充和切咸菜丝极细，又经过冷冻，“拈箸入口，香留齿颊”。541948年5月，汪曾祺终于经沈从文与杨振声介绍，进了位于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当一个办事员，负责保管仓库，为藏品写说明卡片。没有固定工资。55汪曾祺就住在午门宿舍，在右掖门旁边，据说原是锦衣卫值宿所在。到了晚上，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关死了。故宫怕失火，不装电灯，汪曾祺去旧货摊上买了一盏白瓷罩子的古式煤油灯，晚上在宿舍灯下看书；有时也走出房门，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56秋天，生活突然改善了不少。这要“归功”于国民政府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1元兑法币300万元。凡拿国家机关工资的人，等于薪水涨了10倍以上。57这段时间，汪曾祺与施松卿几乎天天晚上到东安市场去吃小馆，“苏造肉”、爆肚、白汤杂碎，换着花样儿吃。可惜好景不长，一个月后，金圆券迅速贬值，两人又回到沙滩去吃炒合菜。58汪曾祺在11月30日致黄裳信里说，如果要重回上海去教中学，也无不可，只是“这算干吗呢”。又说黄永玉来信让自己去香港乡下住，可以洗海水浴，一千字稿费可以买8到10罐鹰牌炼乳。汪曾祺说自己“不是一定不去”。他在午门这个大院子里，晚上静得“慌”，而且无书可读，只能“以写作限制自己”。59物价涨得很凶，但汪曾祺对朋友声称不碍事，说他已储足了一个月的粮食、两个月的烟。601月29日是春节，汪曾祺与施松卿去了清华园朱德熙家。此时解放军已兵临城下，物资奇缺。朱家刚用30斤面粉换了一只鸡，做了一道红烧洋葱鸡块，一道粉丝熬大白菜，一道酱油糖煮黄豆。朱夫人说“这个年过得真够惨的了”，汪曾祺很高兴，说“有鸡吃就行了，还要吃什么”。他和朱德熙边吃边聊，足足吃了一个下午。613月前后，汪曾祺与施松卿终于结婚了。之前朱德熙夫妇十分担心，觉得两人在一起很久了，就是不提结婚的事儿。现在汪曾祺即将南下，两人终于决定结婚，当天逛了北海公园，下馆子吃了面，晚上还到老师沈从文家报喜。62就在汪曾祺南下之时，他的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系巴金主编“文学丛刊”之一，收入了8篇短篇小说。639月10日，《北京文艺》创刊。老舍任主编，汪曾祺为编辑部总集稿人，即编辑部主任。641955年2月，汪曾祺从北京市文联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参与筹办《民间文学》，工资从文艺六级升为文艺四级，每月180多元。汪曾祺对儿女讲过，这次调动是因为全国文联某负责人的动议，想让他来编《民间文学》，许以涨工资一级，他拒绝了，说留在北京市文联也可以涨一级工资，那位负责人说那就涨两级。汪曾祺于是同意调动。651958年春，汪曾祺随领导和几个同志赴河南林县调查民歌，来去都是软席卧铺，汪曾祺才知道自己已经可以享受“高干”待遇。第一次坐软卧，他心中很不安。一行人先到洛阳，吃了黄河鲤鱼，又到林县红旗渠看了两三天。661958年夏某日，汪曾祺照常去上班，一上楼梯，突然发现过道里贴满了围攻自己的大字报，措辞激烈，称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且已出现右派字样。67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后，安排在北京劳动了一段时间。先在十三陵修水库，劳动强度很大；又赴西山八大处劳动，劳动内容之一是为出口大葱装箱；最后二十多天则是在西山刨坑种树。681958年年底，汪曾祺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行前，与施松卿、汪朗一起到前门买下乡用品（牙刷、牙膏、内联升布鞋等），最后剩下80多元钱，施松卿挑了一块苏联表给汪曾祺戴上，说：“你放心走吧，下去好好劳动。”69汪曾祺下乡的当天，施松卿在参加新华社的军事化训练，不能请假回来送行。汪曾祺给妻子留了一张纸条：“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70《羊舍的夜晚》1963年1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出版社给了千字22元的最高稿酬标准，和郭沫若、老舍一样。稿酬总共800余元，汪曾祺问家人：“怎么会这样呢？”这笔钱，从1963年直到80年代初期，一直是汪家最大的一笔积蓄。711965年秋，汪曾祺全家搬到甘家口一栋五层红砖楼上，邻近玉渊潭公园和钓鱼台国宾馆，周边环境较好，但是房间条件较差，两居室，开间小，“黑乎乎的”，“湫隘狭窄”,一家五口合用一张写字台。这一住就是18年。721966年以后，汪曾祺跟以前的朋友们来往少了。一度在三屉桌玻璃板下压一张纸条，上写：谨言语，慎出行，简交游。73汪曾祺第一次杀了鸡。他9月7日写信给朱德熙报告说：“三个月来每天做一顿饭，手艺遂见长进。”鸡是汪朗买回来的，一共三只。无人敢宰，只能老头儿出手，杀完觉得“也无啥”。74女儿汪朝也看汪曾祺的随笔，觉得跟时代背离，也看不大懂，远不如杨朔、刘白羽的散文，很不客气地批判汪曾祺：“你这种文章只有三个人看——朱伯伯、李伯伯、汪朗！”朱德熙与李荣，都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的老友。汪曾祺很委屈，向朱德熙告状，朱德熙说：“那有什么，三个人看也很好！”汪曾祺还是委屈，说女儿是“天下第一眼高手低之人”。75心情郁闷的日子长达两年之久，汪曾祺常常喝酒，酒后常发脾气骂人，说自己冤枉，还手握菜刀大声嚷嚷：我要断指明志，以后再不写东西了。761980年的春节是2月16日。节日前后，汪曾祺应邀为沈从文将出的选集写后记，将沈从文的主要作品浏览一遍。汪曾祺后来回忆，这也是他写《受戒》等作品的触因之一。771980年8月12日，汪曾祺用两个上午写成了《受戒》，文末自注“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以1980年为起点，43年前是1937年，时汪曾祺在江阴念高中，初恋。78汪曾祺写《受戒》，完全不知道这篇小说能不能发表。下笔之前，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单位的一些同事，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是啊，为什么要写几十年前一个小和尚谈恋爱？有什么现实意义？揭示了什么重大问题？”79《受戒》写成之后，汪曾祺给剧团几位要好的同事看过，如老同学杨毓珉、梁清濂等。他们看了都很激动，觉得美，梁清濂还发出了汪曾祺当初看沈从文小说时的感叹：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不过，同事们都认为这篇小说没地方发表。801981年9月下旬，高邮县人民政府向北京京剧团发出公函，正式邀请汪曾祺回乡。时任县委宣传部干事的陆建华回忆：县领导根本不知道《受戒》《大淖记事》这些小说，最后他们只好搬出了“《沙家浜》的作者”这个名头，县领导听后神情惊讶，毫不犹豫地指示：“请他回来！”8110月10日下午5点，汪曾祺从南京乘车抵高邮。这是1939年汪曾祺离开高邮后，42年来第一次回到故乡。82县委办公室负责接待，县长出面宴请。家里办了八桌酒席，亲戚相聚。街坊也出来看“汪大爷”，81岁的唐四奶奶一把抓住汪曾祺的手：“你现在混得不丑哇！”汪曾祺回：“托您老的福！”满街都乐。83汪曾祺在高邮住了一个多月。每日看资料，散步，访旧，为人题诗写字。很多人称他“汪老”，他不习惯，数次说道：“才六十岁，怎么就称老、称老作家呢？”841982年11月16日，汪曾祺应湖南人民出版社之邀，往长沙、湘西半月行，同行者有蒋和森、柳鸣九、谌容等。在长沙见到作家陈国凯，汪曾祺哈哈一笑：“陈国凯，想不到你是这个鬼样子。”他以为陈国凯长得高大，没想到骨瘦如柴。陈国凯反唇相讥：“老兄，我也想不到你是这个鬼样子……看你的文章，以为你长得清秀。原来像个酒肉和尚。”大家哈哈地笑。851985年4月18日，汪曾祺参加了莫言新作《透明的红萝卜》研讨会。会议在北京华侨大厦举行，由《中国作家》主编冯牧主持，参加者有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等。86学者许子东也在《透明的红萝卜》研讨会现场，他对汪曾祺的发言印象最深。莫言这篇小说里有一个核心情节：石匠和铁匠都喜欢菊子，铁匠老是欺负小黑孩，石匠对小黑孩很好，最后铁匠和石匠打起来了，小黑孩居然下狠招去帮助对他不好的铁匠，害得石匠受伤瞎了眼睛。汪曾祺先问大家：你们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写？接着又解释说：这个小男孩暗恋菊子，虽然一个男的对他不好，可是他更恨对菊子好的男人，他写了一个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莫言在旁边不说话。许子东说：“我估计莫言是第一次听到弗洛伊德。”871987年11月29日，国际写作计划举行欢送会。12月17日，汪曾祺返抵香港，适逢王安忆等人在港。王安忆回想道：“他是从美国聂华苓的‘国际写作计划’过来，乘游艇，我们一帮年轻人和他打打闹闹的，然后我们就问他写不写长篇，他说我不写长篇，从来不写长篇，好像对于长篇是鄙夷的态度。我们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写，他不说，后来他说了，他就说短篇最好，短篇就是把你必要说的话说出来，长篇是把你不必要说的话说出来。”881988年3月，汪曾祺离休。领到离休证后，汪曾祺才知道自己原来是“局级干部”。891990年9月，汪曾祺接受李辉采访，谈沈从文。最后谈到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汪曾祺只反问了一句：“除了鲁迅，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他更高呢？”901991年1月4日，台湾作家三毛弃世。《桥》杂志中文版记者黄燎原就此采访汪曾祺。汪曾祺表示，与因哲学上遇阻而自杀的作家不同，三毛的自杀是性格使然，“她活得一点也不累，只是想这么做，就这么做了”。911992年9月11日，中秋节，戏剧、电影评论家舒非拜访汪曾祺。两人谈到汪曾祺近来在中国大陆、台湾所出的作品集，涉及简化汉字和电脑输入出现的问题，施松卿说：有一次，汪曾祺收到一份稿费通知单，竟将“汪曾祺”打成了“汪兽祺”。921992年11月，汪曾祺在北京大学做题为“散谈人生”的文学讲座。汪曾祺手提棕色文件夹，走上讲台后先燃着一支烟，然后声明：“我可不会讲课，不要看我拿着个小文件夹像模像样的，其实，里面装的全是烟。”93此次研讨会有一部分是关于汪曾祺的专题讨论。与会者吕正惠做了题为“人情与境界的追求者——汪曾祺”的主题发言，称汪曾祺为“中国最早试用意识流的作家”，“活在现代的、软心肠的、古代中国的文人”。94一般都以为《受戒》《大淖记事》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不过在1994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汪曾祺明确地说，他本人最喜欢的小说是《职业》。951995年冬，汪曾祺的夫人施松卿突患脑梗，起夜时因大脑缺血昏迷，摔倒在地。汪曾祺用了两个小时才把夫人拉到床上，等待天亮，入院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夫人终于在春节前出院。961996年春，施松卿再次发病，从此卧床，生活不能自理。汪曾祺逝世的次年，夫人也离开人世。971997年5月11日，昆明时期的朋友、法国文学专家、南京大学教授徐知免借赴京开会之机来访。徐知免记下当时的印象，“他的容貌、形象和年轻时并没有多少变化，仍然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只是额头上的沟纹是那么深，脸色那么焦黑，而且身躯也似乎有点驼。我觉得老是老了，大家都老了，但看来他精神还可以”。两人长谈，话题广泛。这是汪曾祺最后一次有记载的文学谈话。981997年5月11日，汪曾祺吃炸酱面时，被菜码小萝卜划破了食管血管瘤。夜10时许，食管出血，保姆小陈敲门向邻居詹国枢、杨乔夫妇求助。邻居拨打120叫来救护车，将其急送北京友谊医院。995月12日、13日，汪曾祺食管仍出血，14日才基本控制。此时的汪曾祺还同医务人员开玩笑：“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写，我也得把你们写进去。”1001997年5月16日上午，汪曾祺求医生“开恩”允许自己喝茶水，医生勉强同意以水沾唇。女儿汪朝回家取茶叶时，一代文人汪曾祺猝然离世。
来源于《财新周刊》2023年12月25日第50期“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45年，峥嵘岁月稠。1978年年底召开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全党 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掀起了改革开放序幕。改革开放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不只是回顾过往的艰难历程，不忘初心，更是为了凝聚共识，斩棘向前。当时，经历“十年动乱”冲击，经济社会伤痕累累，人心思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拨乱返正，并奠定此后中国经济腾飞基础，一条根本经验就是遵循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方法，并写入党章。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邓小平说，“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重温这一思想路线，可以更深切理解，45年前，面对百废待兴的严峻局面，需要怎样坚定的决心、强大的魄力和高超的智慧，方能闯过难关。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收拾乱局，直面挑战。“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官方却仍坚称“形势大好”，且“越来越好”，实则民生雕敝、贫穷落后，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被正在腾飞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后面。知耻近乎勇。唯有靠实事求是，中国才能跳出“绝对贫困陷阱”。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放思想。唯有求真务实，方能求新求变。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题目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也奠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调。此前掀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正是要不要回归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次思想对决。也正是得益于实事求是，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敢想了;过去不敢讲的问题，敢讲了。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勇敢调整对外政策，与世界接轨。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被视作“崇洋媚外”，国门紧闭，领导层和民众都对外部世界懵懵懂懂。1978年前后的官员学者出国考察热，让更多人看到世界的真面貌，意识到中外巨大差距，进而产生奋起直追的强烈紧迫感，加紧全面调整内外政策。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就是把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一度由于“两个凡是”等因素进展缓慢的平反工作，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提速。据不完全统计，到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纠正约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恢覆47万多名党员党籍。通过平反，还了公道，顺了人心，也弥补了人才断层。重温，更是对今天的启示，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认识到，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内外重重挑战，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是光明大道，为此，务必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只有继续坚持实事求是，才能解决改革遇到的真问题。45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当前，民营经济增长乏力，社会预期转弱，财政金融风险显露，社会保障问题日益严峻等等，不仅事关国计，也波及民生。直面真问题，方能解决真问题。只有继续坚持实事求是，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近年来，中央严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其实质是唯书唯上而不唯实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上级没有说的，不敢说; 文件没有提的，不敢想;领导没有安排的，不敢做。而改革开放的一条宝贵经验则是“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4亿人民是改革开放的主体，改革开放要续写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就必须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只有继续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及时纠正某些不当政策。近几年，一些地方和部门收缩性政策频出，伤害了企业，也削弱了市场预期。收缩性政策的背后，存在著一套背离实事求是路线的治理逻辑和行为方式。近来，中央多次强调谨慎出台收缩性、抑制性举措，这既有助于政策优化，也是实事求是的重申。只有继续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成功应对层出不穷的外部挑战。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民粹主义思潮泛滥，“脱钩断链”日甚一日，地缘冲突彼伏此起。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方多次重申，一向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此外，还应准确评估自身力量，不卑亦不亢。这是事关中国国际处境和道德形象的大问题。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觉醒，这一觉醒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为先导，体现了历史进程的严密逻辑和当时决策的有章有法。改革永远在路上，实事求是便是指路明灯。如今，身处改革的“深水区”，面对难啃的“硬骨头”，淋漓尽致体现实事求是精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给我们提供无尽的启示。
哈耶克简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CH（德语：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是出生于奥匈帝国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主要任教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以及德国弗赖堡大学，他被广泛视为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但与芝加哥经济学派关系密切。他所提出的价格信号在协助经济里的个体协调经济活动上的理论，被认为是经济学的重大突破。哈耶克在1974年和他理论的对手贡纳尔·默达尔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们在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们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互动影响的敏锐分析。”哈耶克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对于法学、系统思维、思想史、认知科学领域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他坚持古典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极权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累计销售量超过200万册（截止2010年）。1947年，他主持创建了朝圣山学社。1984年，哈耶克获颁英国的名誉勋位，以表彰其对经济学研究的贡献。1991年，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颁给哈耶克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以表扬他“终身的高瞻远瞩”。哈耶克深刻洞见1 尽最大的可能保护私有财产，肯定是人类社会延续最为重要的必要条件。2 科学教会了我们谦卑，我们根本不可能全知全能，无所不通，这就像一切伟大宗教的教诲一样：人不是神，也绝不可能变成神，在神的面前，人必须俯首称臣。3 通往地狱的路，往往都是由善意铺成的。4 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被"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5 在竞争的社会里，穷人的机会比富人的机会所受到的限制要多得多，这一事实丝毫也不影响另一事实的存在，那就是在这种社会里的穷人比在另外一种专制独裁的社会里拥有很大的物质享受的人要自由得多。6 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7 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或思想的俘虏。我们只有及时认识到这种危险，才能指望去避免它。8 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那些“大人物”们总想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东西。9 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10 金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只有金钱会向穷人开放，而权力则将永远不会。11 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12 有些人争辩说，我们己经以令人惊骇的程度学会了如何驾驭自然力量，但可惜的是，我们在如何成功地利用社会合作的可能性这一方面是落后了。如果此话就此打住，那么它是相当对头的。但是，如果他们继续作出对比并且争辩说，我们必须像学会如何驾驭自然力量那样学会如何驾驭社会力量，那他们就错了。这不仅是一条通向极权主义的道路，而且是一条通向我们文明的毁灭的道路，一条必然阻碍未来进步的道路。13 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章的约束。这些规章使得个人可以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种情况下，会如何使用它的强制能力，再根据这种预见规划他的个人事务。14 政府不能乱印钞票，因为这样会造成经济环境趋于恶劣，实业出现寡头化，导致金融系统或金融企业成为社会中的特权贵族；事实证明，多年的加印钞票往往使得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工资涨幅远远比不上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速度；而惩罚储蓄导致没有储蓄，拉大贫富差距；还有中小企业破产、失业率增加和金融系统、房地产领域的泡沫会一起导致并加重社会整体经济的周期性萧条。15 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这样说无论如何都不过分，那就是，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16 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或国家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17 愿意放弃自由来换取保障的人，其最终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18 最能清楚地将一个自由国家的状态和一个在专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的状况区分开的，莫过于前者遵循着被称为法治的这一伟大原则，而后者不会。19 从长远看，人类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20 价格充当了指南针的作用，指引我们利用自己根本不相识的人的力量和天赋去满足我们一无所知的人的需求。21 正是因为追求利润使我们成为利他主义者，因为我们的服务扩展到了远远超出熟人范围的那些人身上。22 如果没有经济上的自由，我们就不可能拥有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23 我这一生只有两大憾事：一是没能对凯恩斯《货币论》中的观点展开更强有力和更有效地批驳，一是没有对米尔顿的《实证经济学文集》进行批判。24 技术文明越是进步，我们对物或工具的研究就越会获得更重要且有影响的地位，这种地位与对人及其观念研究的地位相对应，这对应着的两种类型的研究之间的分裂就变得越发严重：一种类型代表的是这样的人，他们最大的雄心是把自己、及其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会按照他们设计的运行；另一种类型则是以这样的人为代表，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人类心智的全方位发展，他们从历史、文学、艺术或法律的研究中认识到，个人是人类发展、演化过程的一部分，他在这个过程中做出的贡献不是被逼迫的，而是自发的，心甘情愿。他协助创造了一些比他或其他任何单一的头脑所能筹划的东西更伟大的事物。可悲的是，我们目前单纯的科技或文化教育未能提供的，正是这种身为社会演进过程一分子的意识，这种个人的努力相互作用的意识。25 如果我们想了解价格的真正作用，就必须把价格体系看作一种交流信息的机制。当然，价格越僵硬这种作用就发挥得越不理想。价格体系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其运转所需的知识很经济，就是说，参与这个体系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
诺贝尔奖得主：东亚教育浪费了太多生命
编者按 中村修二认为，亚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事情。东亚国家现代的普鲁士教育体制阻碍了学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对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害无益。家长在稀缺心态的驱动下，让孩子从小沉浸在补习班和题海里，希望能先去抢到眼前看起来很稀缺的学校资源，也许从长远来看，就反而浪费了孩子最大的资源——有无限可能性的少年时光和天生的好奇心。要成为好学生，不是像体力劳动者一样忠实地完成老师的作业，而是要像知识工作者一样，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该做的事情”，好学生一定得做到：要自我决定学习的侧重，衡量自己知识的掌握度，管理自己的学习时间。这就需要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和自由度。因研发蓝光LED而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于2015年1月在东京的驻日外国记者协会举行记者会，批评了日本的专利制度和整个东亚教育体系。他抨击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称大学入学考试制度非常糟糕，中国和韩国也都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标都是考入著名大学。他认为亚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事情。中村修二是个非典型的日本科学家：出身普通渔民家庭，考试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学德岛大学；他动手能力非常强：上午调仪器，下午做实验；自学能力非常强：中村对物理学具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完全是靠自学而来的。他读的德岛大学甚至没有物理系。这样的人在日本饱受压制，他对于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评，也是言出有因。一、东亚教育：效率低下，所有人都深受其苦东亚的教育体制是比较特异的，经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赞赏和局内人的诟病。日本的教育体制已经相对算这三国里比较宽松的了，有些国家就别提了，老师、学生、家长所有人都深受其苦。至于韩国也是以极端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闻名的。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University）和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总称为”SKY”，韩国最大规模企业的总裁们，70%是这三所大学的毕业生，而80%的司法机构公务员来自这三所大学。韩国孩子几乎都要上补习班，2009年韩国补习班获利总额约73亿美元，这比三星电子的盈利还多，教育支出庞大是韩国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的最大原因。2012年，经合组织进行了”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在数学和阅读项目上，韩国学生在所有成员国中排名第一。但是，这项成就是以相当低的效率取得的，有评价说：“这些孩子是靠双倍的努力加双倍的花费……才得到这样的成绩。”为何东亚会有这样的教育体系呢？我觉得，是因为东亚国家在现代教育体系本来就有的普鲁士的基因，再加上了东亚儒家和科举传统。而对于有的国家来说，可以说又加上了苏联式教育的实用速成导向和思想灌输功能。二、东亚教育具有循规蹈矩的“普鲁士基因”在十九世纪之前，教育其实是个类似手工业的学徒制，不管是东方的私塾还是西方的家庭教师。但是随着科目的增加和对受基本教育的劳动人口的需求，出现了所谓的K-12（也就是我们亚洲的普通中小学）教育制度。现代各国的标准教育模式，是我们已经以为天经地义的几个基本要素：早上七八点钟走进教学楼；在长达40-60分钟的课程中全程坐着听课，在课堂上，教师负责讲，学生负责听；穿插在课程之间的有午餐以及体育课的时间；放学后，学生回家做作业。在标准化课程表的禁锢下，原本浩瀚而美不胜收的人类思想领域被人为地切割成了一块块，一块块便于管理的部分，并被称为”学科”。同样，原本行云流水、融会、融会贯通的概念被分成了成了一个个单独的”课程单元”。这个模式，是在18世纪是由普鲁士人最先实施的。是他们最先发明了我们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普鲁士人的初衷并不是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大量炮制忠诚且易于管理的国民，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价值观让他们服从包括父母、老师和教堂在内的权威，当然，最终要服从国王。当然，普鲁士教育体系在当时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创新意义。这样的教育体系让上万人成了中产阶级，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动力。基于当时的技术水平，要在普鲁士王国实现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标，最经济的方法或许就是采用普鲁士教育体制。然而，该体制阻碍了学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对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害无益。不过，在19世纪，高水平的创造力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不如思想上服从指挥、行动上掌握基本技能那么重要。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基本照搬了普鲁士的教育体系，就像在普鲁士一样，这一举措能够大力推动中产阶级的构建，使他们有能力在蓬勃发展的工业领域谋得一份工作。除了美国，这个体系在十九世纪也被其他欧洲国家仿效，并推广到欧美以外其他国家。但是，如今的经济现状已经不再需要顺从且遵守纪律的劳动阶层，相反，它对劳动者的阅读能力、数学素养和人文底蕴的要求越来越高。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需他们有能力提出新颖的想法并付诸实施，不幸的是，普鲁士教育体的目标与这一社会需求恰恰相反。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异常美妙的多样性与细微差别，而正是这些多样性性与细差别让人们在智力、想象力和天赋方面各不相同。三、普鲁士基因以外，东亚教育还深受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影响东亚三国在19世纪末为了追赶西方列强而开始引进这种现代教育制度时，又不可避免地由于自己的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而对这个制度作出了潜意识的扭曲和偏重。1、对大学入学考试和科举制度的混淆东亚国家对大学入学考试，总是会和他们长期的科举传统混在一起。古代社会对创造力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所以科举是个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冲突完成了社会管理者的选拔，且完成了一个以智力取代门阀的准绳的建立。如果要和科举模拟的话，现在的对应物应当是公务员考试或者某些大公司的入职考试。因为这些考试和科举一样，是需要选拔出已经训练有素的成年人，马上就可以从事某些工作。而大学入学考试，目标则是要选出可塑性强而又有志向者进行下一步的教育，这样的人要好像从熔炉里取出的液态玻璃，可以旋转拉长，可塑性极强。而科举考试得到的人员，则要像上了釉彩的出窑瓷器，马上就可以使用，但是如果你做什么改动，不是破裂就是刮伤。此外，考试是个用处非常有局限的工具。古代的科举对人才的遗漏尽人皆知，而现代不管哪种考试，能考得出考生的兴趣、志向、想象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有哪些呢？即使是已经看起来最客观最可衡量的数学考试，也会遗失很多东西。可汗学院创始人萨尔曼可汗举了代数为例子。在学习代数时，学生们多半只专注于在考试中获得高分，考试的内容仅仅是各单元学习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生们只记住了一大堆X和y，只要将X和y代入死记硬背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它们的值。考试中的X和y体现不出代数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代数的重要性及魅力之处在于，所有这些X和y代表的是无穷的现象和观点。在计算上市公司的生产成本时使用的等式，也可以用来计算物体在太空的动量；同样的等式不仅可以用来计算拋物线的最佳路径，还可以为新产品确定最合适的价格。计算遗传病患病率的方法同样可以在橄榄球赛中用来判断是否应该在第四节发起进攻。在考试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将代数视为探索世界时简单方便且用途多样的工具，反而其视为亟待跨越的障碍。所以，虽然考试是很重要的，但是社会必须能认识到考试的极大局限性，并削弱它在选材中的位置。美国的教育制度以双保险的方式抑制学生在在考试上过分浪费精力：其一，SAT的考分只是录取考虑的诸因素中的一项，过于重视SAT是不明智的；其二，SAT每年有6次报考机会。台湾、中国的教育制度则以加倍的方式促使学生浪费青春：其一，联考分数是录取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其二，联考一年一度。2、东亚国家对复习的过度重视2009年释出的”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报告”显示：78.3%的中国普通高中学生平时（不包括周末和节假日）每天在校学习时间在8小时以上，韩国为57.2%，而日本和美国几乎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中国学生每日学习的时间最长。各国学生所学内容的多少相差不会太大，那么如果学习时间过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复习时间所占比重过大。这是扼杀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最大手段。说起复习的重要性，人们经常会引用”学而时习之”，这个”习”就是复习。但是，孔子时代与今天社会有个巨大差异，是学习的内容。孔子时代的主要学习内容是”礼”，扮演者唯反复演练才可达到效果。但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演化到近现代，学习的主要内容由”礼”转变为认知。认知是拓展和变化的，其本质是创造或学习新的东西。如果教育过度强化复习，是产生不出创新人才的。而且，正如保罗葛兰素所说的”即使在最好的高中里学到的知识，和大学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以文科为例，那几本高中需要反复诵读的历史课本上的知识，和随便几本大学历史系必读书比起来如何?至于数学呢，即使是中学数学都掌握很好了，还没有学到十七世纪就出现的微积分。何况，随着知识的爆炸，1900年所有的数学知识可以塞进1000本书里，到2000年已经需要10万卷书了（德夫林《数学犹聊天》）。可见，花了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几年时间反复学习这么有限的知识，是多么低效的学习法啊。这几年有个流行的一万小时理论，对反复练习好像是个理论上的支持。但是，这种论述的多在【认知复杂性】较低的活动，如象棋、钢琴、篮球、出租车驾驶、拼写。但是，对于【认知复杂性】较高的活动，如创作、管理等作用就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其实，这一点反而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钢琴小提琴这类技艺的训练在西方业已式微，而在东亚国家却大为兴盛。这类十九世纪就已经蔚为大成的技艺，特点是难度训练阶梯比较固定，知识总量也已经限定，只需要多加练习即可，而且学习的进度，又可以通过曲目难度或考级来衡量。这正好切合了东亚偏爱的学习法。所以东亚国家这些琴童家长，多半既没有音乐爱好也不了解古典音乐背景知识，却让孩子花了大量时间练习，其内在出发点，就好像著名笑话中那位因为路灯比较亮，就只在路灯下找钥匙的愚人一样。3、平均主义和匮乏心态的影响很多对联考的辩解，都是说，虽然联考不尽如人意，但是是最公平的。这是儒家传统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公平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为了公平，就反而一刀切压制了不同类型的人才发展途径，那就很可悲了。东亚国家的人口基数那么大，这种人才浪费的机会成本也是高得很难估量。举个其他国家的例子。欧洲学术界有个比较，像英国和德国都算是古典学术的学霸类国家，但是英国这方面的人才要出色不少。究其原因，反而是因为英国的教育制度不够公平。英国有一些中学进去后由于传统原因，上好大学的可能性非常高，这样里面的学生很早就可以不慌不忙地淫浸在庞大的古典学术中。反过来，德国比较公平，所有学生上大学都要通过考核，这样，学生反而要花更多精力在通用的备考科目上面。结果英国这种表面的不公平反而有可能造就优质人才。这就像彼得·提尔的《从0到1》中的举的商业上的例子，表面上完全竞争好像比较公平，实际上参加这样竞争的企业利润会变得像刀刃一样薄，朝不保夕，只能顾着眼前利益，不可能对未来做长远规划。而类似谷歌这样的垄断企业，因为不用记挂着和其他企业竞争，反而可以由更大的自主权关心自己的产品和做各种长远得简直不靠谱的计划。所以学生如果长期处在考试的竞争压力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长远的自我成长计划，而只能把心思集中在将会决定一生道路的一次次考试上。另一方面，东亚国家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的学习卡位战和争夺战，其实质是对有限的高质量教育资源的争夺，这个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为何这个地区的争夺会达到这样的火热程度呢？那也许要归咎于长期物质匮乏导致的稀缺心态。去年大热门的《匮乏经济学：为什么老是在赶Deadline？为什么老是觉得时间和金钱不够用?》指出，当人陷入稀缺的状态（物质或是时间）时，稀缺会俘获大脑时，人注意力的俘获，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所见的速度，而且也会影响我们对周遭世界的认识。而当我们为了解决眼下的难题而极度专注时，就无法有效地规划未来。我觉得稀缺是东亚民族特有的状况。因为这些国家几千年来都是水稻密集型种植经济，一方面是可以在同等耕地情况下养活更多人，一方面当然是需要付出更多劳动和忍受更大拥挤。到了十七世纪后，就都陷入了内卷化的陷阱。就以日本为例，15至19世纪，日本人口波动在1000万到2000万之间，约为英国同期人口的四倍。庞大的人口赖以生存的适耕土地，面积仅相当于英格兰的一个县，生产力却又不及英格兰的一个郡县。所以在德川时期，为了维持生存，日本人不但把勤劳节约发挥到了极点，甚至有两个匪夷所思的现象。一个是日本政府出面来鼓励溺婴，以至于300年间人口零增长。另外，因为宝贵的土地不能用来给家畜提供饲料，日本人系统性地取消了车轮和家畜的使用这两项基础性农业技术，其结果呢，来一个形象的比喻，他们把鼻子保持在水以上，只要发生意外灾难或意外支出，就可能惨遭溺毙。这种东亚民族特有的匮乏和焦虑心态，不管是东南亚的土著民，欧美人，甚至非洲人，都无法理解。所以对于教育资源，如果是狭义地理解为配备良好的教室、高阶教师之类的，那确实是有限的，对于长期处于稀缺的心理状态的东亚人来说，是一定要参与争夺的。但是，实际上，孩子要成才，更重要的教育资源，其实是各自家庭的文化背景、价值观的言传身教、志向和视野的潜移默化，那根本和那种”你上了这个学校我就上不了”那样的零和博弈无关了。而且，如果家长在稀缺心态的驱动下，让孩子从小沉浸在补习班和题海里，希望能先去抢到眼前看起来很稀缺的学校资源，也许从长远来看，就反而浪费了孩子最大的资源-有无限可能性的少年时光和天生的好奇心，那就是爱之适足以害之了。4、工业化追赶带来的心态影响近代工业化的起源在西欧，所以他们不管是经济社会还是教育体系，都有个比较和缓的自然进化发展期。而东亚国家是被裹挟进现代社会的，为了赶上其他国家，在工业体系上无一例外的采取了国家层面上有计划的指导下的发展。日本的工业化要归功于通产省的官僚们，韩国则是政府支持几个财阀来配合整个发展计划，而中国现在还有那么个五年计划在指导。这种国家级计划是建立在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其内含的想法，是认为世界上没有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因而可以通过科学的考察而预测出事物将来准确的发展方向。这种想法运用在教育体制上，就是假定某个机构可以准确地预测某个年纪的孩子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某种考试可以选拔出什么样的人才等等，这种自信令人细思恐极。而具体到学校和学习的具体操作上，为了适应工业化的人才需求而专门设立的东亚教育制度，比起自然发展的西方体系来说，更有工业化追赶期那种对效率的疯狂追求。这样，这些后进工业国的教育体系，反而比前驱工业国更像工厂的流水线一些。在二十世纪初，泰勒制（Taylorism）在美国产业界盛行一时。泰勒认为、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效率。为此，他采取了制定工作定额、选择最好的工人、实施标准化管理、实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强调雇主与工人合作的”精神革命”等。这就将工人的潜能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形容，在实行泰勒制的工厂里，找不出一个多余的工人，每个工人都像机器一样一刻不停地工作。泰勒理论的前提是把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看作是”经济人”，利益驱动是该学派用以提高效率的主要法宝。现代最著名的泰勒制工厂莫过于富士康了。从报道中大家也可以猜想到这种高压环境对工人心理的影响。而如果把东亚教育制度和泰勒制工厂来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几乎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制定很高的学习量和需要考核的大量知识点、选择成绩好的学生组成重点学校、全国统一的考核标准、大量考试形成的刺激性奖惩、还有学校内部的各种打鸡血活动。学校目标也是要发挥学生的潜能，每一分钟都要致力于得到最好的成绩。所以批评这种教育体系的人经常说，孩子好像是流水在线的工业制品，或者说，学生是老师的童工，他们的成绩就成为老师的绩效，所以师生的利益关系经常不是一致的，是相反的。这并不是简单的激愤之词，而是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当然，因为东亚国家的勤劳传统，孩子们这么辛苦，如果确有效果，也不是不能接受。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有效性上。这种教育上的泰勒制，本质上是把学生当成体力工作者来对待。对于体力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工作状态是可见的，所以工厂管理比较容易，对他们的要求是”把事情做对”，而不是”做对的事情”。而现代学生呢，我觉得更像德鲁克所定义的”知识工作者”（知识工作者不生产有形的东西，而是生产知识、创意和信息，谁也看不出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而且从培养目的上也是要大多成为知识工作者。学生时代的真正成果，不是他们交上去的作业和考卷，而是他们所真正学习到和思考的内容。这些在技术上是无法进行严密的督导的。所以要成为好学生，不是像体力劳动者一样忠实地完成老师的作业，而是要像知识工作者一样，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该做的事情”。好学生一定得做到：要自我决定学习的侧重，衡量自己知识的掌握度，管理自己的学习时间。这就需要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和自由度。所以，悲剧的是，由于东亚教育体制的工业时代基因，他们是用训练体力劳动者的做法，来培养他们心目中未来的学者和企业家，这不免就南辕北辙了。四、东亚教育急需改革，却越发走向僵硬东亚教育体制长期以来是利多于弊的。在工业化时期，可以为新建立的工业短期造就大量可堪一用的工人和初级工程师。所以东亚各国在二十世纪的飞速发展，这种教育体制有很大贡献。但是随着技术和经济的演变，这种体制就变得越发不合时宜。这一点可以模拟成苏联时期的重工业。在这种体制下，采煤业是为了冶钢，冶钢是为了机械业，而机械业又是致力于生产采掘和冶炼机器，这样形成了内部的自我循环，而无视市场和竞争的实际需要。这种重工业在苏联的工业化时期，确实制造了大量本来缺少的工业制品，很有用处。但是到了某个发展阶段，其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到如今，苏联这个曾经的第二工业强国，他的汽车工业、机械工业还有什么价值呢?同样，东亚教育体制曾经批量培养出的大量标准化人才，不是也将会在新时代里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么?更有甚者，为了脱离这种体制，很多东亚家庭送了孩子去欧美留学，可是除非他们留在国外，如果回国就业，海归们还是要以他们毕业的各种学校为求职砝码，这就又陷入了比较学校名气的漩涡。就好像中世纪时印度很多低阶种姓为了摆脱种姓制度的压迫，皈依了外来的伊斯兰教，但是在无所不在的种姓思想下，穆斯林也被视为一种种姓，同样还是陷入这个等级体系之中。所以托福、SAT这些美国考试制度，在东亚也无形中被融合到富有东方风情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的体系里。这种体制由于造就了多个既得利益阶层，所以很难撼动，甚至会像上面说的苏联重工业综合体或印度种姓制度一样，”病得至死方休”。苏联时期的重工业不停地制造对社会无益的武器，形成一个利益相关势力，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直到整个国家体制崩溃。而印度种姓制度，从佛陀时代就饱受批评，却一直祸害了印度几千年，直到今天还是印度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就是因为背后有大量的高种姓的既得利益者。东亚的教育体制呢，一方面，养活了庞大的低效率又思想陈旧的各类公私教育机构（这一点类似苏联工业集团），另一方面，通过对学历的看重，占据社会中高阶层的，多半都是最适应这个体制者，而这个阶层又通过在应试教育上的更多支出，保证自己的下一代在这个考试体系中也能脱颖而出，从而把自己在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又传给了下一代（这一点又有点像种姓制度）。这个急需改革的体制，就这样在各个社会集团的共谋下愈发僵硬了。